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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的大利性谈它的科学性(四)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04日
来源:百度文库   作者:喻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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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学佛可使人健康长寿。

  康宁长寿是人类共同期及的,也是医学家和宗教家致力研究和探索的,其秘因是什么呢?原因很多,各说不一,但“有德者寿”,“仁者寿”这句名言为大家所共认,说明有德之人可以高寿。从“德”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佛教:佛门有句常语叫“未成佛道,先成人道”。佛教有戒律若干条和繁芜的行仪,规定了人们怎样做才对,怎样做不对,以及行、住、坐、卧和待人与处事(包括对父母、师长、兄弟、姊妹、主人与仆从)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李世民讲“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将相所能为也”。戒律几百条,终身不犯,非丈夫不能为也。其实大家对“和尚”一词不甚了了。“和尚”按教义应释为轨范师或师父,无德无行焉称为师父。再说,成佛之道,没有别因,就是修福修慧,这里的福就是道德,福慧多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自然由凡转成圣人的佛了。还有许多长寿之法,只不过是末流,最根本的是修德和修慧。为此,举几个实例来证明有德者寿。

  例一、学佛人比普通的人病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医院内三科主任陈俊元,1985年率5人工作组对上海玉佛寺、龙华寺和苏州寒山寺、灵岩寺的百名僧侣和这两地养老院百名普通人进行了血粘度的测试。结果表明:百名僧侣中无疾病者57人,而普通人者只18人;心血管患者僧侣中只18人,而普通人者67人。僧侣健康程度比普通人高。所以僧侣中高寿者很多。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很多记载。《宋高僧传》称僧慧昭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时,已290岁。他生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在百岁之时,“身体枯瘠而筋力不衰,日行百里”。后来遁去不知所终。唐朝滑州龙兴寺高僧普明,“生年或云三百岁”、“虽老不疲,行疾如风”。隋朝江都寺僧人法喜,据说活了三百岁,“年可四十许,岭南耆老咸言儿童时见识之,颜貌如今无异……亦自言:旧识庐山慧远法师,说晋宋朝事,历如信宿前耳”。唐朝邺都圆寂禅师(公元671—825)活155岁。公元750年印度莲花生应邀赴中国西藏弘法,当时已90岁,在藏54年,回印度后又活12年,算起来也活160岁。近代乐至报国寺离欲上人世寿105岁。从历代高僧传中分析,其中70岁最多,50岁左右很少,而其百岁者很多,如:唐无畏寿99岁,惠秀100,九华山金地藏99,礼崇寿97,神秀100,智藏95,怀海95,志鸿寿108。

  例二、中国皇帝有200多个,平均寿命不到30岁,然清乾隆皇帝自诩为“古稀天子”,在位61年,还当了四年太上皇,寿高88岁,他之所以例外,就是因为虔心向佛。

  再如老寿星吴云清,延安市政协委员,到1999年160岁。他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戊戌)腊月(即1838年),老家河南,自幼家贫,出家为僧,曾为兴化寺长老,“文革”被关牛棚,后隐居在河南的一个山村里。吴老的高寿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始于1996年3月,当时吴老的弟子向某报投寄了一篇稿件,文中写道:“吴老不仅在世,而且依然鹤发童颜,身心犹如童子。”同年10月12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全国20多个省的养生学者,齐集西安市213研究所,特请吴老作养生学术报告,其中讲了五要:第一、淡泊名利。同时咏了两首古道歌:“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善用三宝可长生”;“酒色财气四道墙,人人都在里面藏,有人能跳墙外去,不是神仙便寿长”。但吴老十分忌讳人们询问其生辰和年龄。1982年人口普查时,他就按40岁自报,并编了一首自嘲式的打油诗:“人口普查吴云清,40岁时出了名。当年曾是百岁人,如今越活越年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不言姓,道不言寿”;二是老人看破红尘,清心寡欲。尽管如此,但他的养生修道之事仍为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如《北京晚报》、浙江《文化娱乐》等报刊多次报道。

  例三、廉洁人员的疾病比不廉洁者少得多。

  据《四川政协报》1998年6月16日载:日本一位医学心理专家,曾将50—60岁的483名指控有贪污受贿罪的官员与同龄阶段的483名廉洁官员进行对比研究。通过长达10年的追踪观察,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不廉洁官员,患心肌梗塞、高血压、脑溢血、过敏症、神经衰弱、精神性疾病的比例,高达60%,有的在观察期间就死亡。而廉洁官员的患病率只有16%。学者指出,不廉洁行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下降,脏器功能障碍,从而诱发以上疾病。心理压力主要来自:缺乏安全感、紧张恐惧、心理疲劳、孤独抑郁等。

  我国古代有位贤人叫吴草庐,他这样说:“仁者寿,圣人之言也。余尝执此以观天下之人:凡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厚重者寿,言之简默者寿,盖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皆仁者之一端;其寿之长,决非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浅躁者之所能及也。”

  三是学佛可使人富贵。对这个问题历来世家与佛家有不同的看法:世家讲,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这是为那些出身豪门而找的借口;还有一种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自有天定,无法更改,因而导致一些人的玩世不恭、纵情无度、涂炭生灵。但佛教不然,则认为“命虽有定数,不是常数”,主张命自我立,业自我造,报自我求。佛经讲:“一切福因,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佛家主张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创造幸福的命运,而不持机械论,宿命论。即是说人们念经、拜忏、礼佛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官位和金钱的,佛经不是点金术,若是那样同样落到宿命论和庸俗的迷信上。在此我们举三个例子可以说明:

  例一、《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明朝吴江(属江苏)人,字坤仪,初号为学海,后改为了凡。因为先前他相信宿命论,后遇云谷禅师,受其指点,广作善事,积极改造了命运,他深谙作凡夫之道,故取名了凡。于是将其一生学佛、做善事、改造命运等四点写成书,作为家训,传给子孙,于是世称《了凡四训》,在信众中广为流传。该书述道,了凡幼年丧父,依母志弃学就医,在慈云寺遇着深谙邵康节黄极数的云南孔先生为之算命,说他有官运,县考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9名,俸禄91石,某年任宝坻知县,三年半辞归故里,53岁无子而终。先是不信,后每次考试,如其所言,便信:“升官发财,迟速有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数。从此心灰意冷,淡然无求。一次,到南京栖霞寺拜访云谷禅师,二人对座,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杂念。云谷奇怪,而问其故,了凡将孔算命之事讲了。禅师却不以为然,用佛教“一切福田,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以及“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的道理对袁了凡讲了,并告知以积福造命的功过格法,让了凡作善事,而且还传授了准提咒法。了凡发愿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结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灵了。隆庆四年考中了进士,放任宝坻知县,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鲜,随经略使宋应昌军往征倭寇,多所策划凯旋,因功升拾遗(谏官),并育一男,而且已进士及第。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安然无恙,写《了凡四训》时,已69岁,实际寿高74岁,官居五品。反观一生,他认识到《书经》里讲的“天难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说虽可信,但不是一成不变,积福可以造命。

  例二、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他继承父亲田婴的爵位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轻财下士,养门客三千。曾一度为秦国宰相,归国后齐泯王又任为相,他坚持合纵。一次他叫一门客到封地去收租税,因农业歉收,门客就把契约烧了,一点租税没收到。孟尝君问这是为什么?门客回答说:“相爷富贵已极,什么都不缺,唯缺功德,这次我给你播种了”。后来田甲叛乱,孟尝君受排斥而卸职归国,受到佃户们的拥戴,好名声远播。田甲乱平,齐王闻听孟尝君之贤,又恢复了相位。于是孟尝君成了当时四君子之一。其他三君子即是: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

  例三、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江苏无锡人,荣毅仁的父亲。他经营棉纱和面粉业,20世纪30年代成为巨富。当时上海青帮和特务勾结绑架他,勒索巨款。荣拒绝,遭严刑拷打,执拗不过,交出巨款才获释。荣遭此劫难,深感人生是苦,穷日子很苦,但发了财连性命不保更苦,几欲自尽。一位朋友用佛学开导他说:“财富名义上是属于你的,实际上是五家共有(即败家子、盗贼、贪官、水灾、火灾),财之所聚,即怨之所聚”。荣恍然大悟,从此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成立“百桥公司”,发愿无偿修一百座桥梁,其他善举也不胜枚举。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家财更加富裕,并被誉为大慈善家。而他的后代人才辈出,前几年荣氏家族回国观光,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留居国内的荣毅仁,仍是我国有数的富翁,曾任国家副主席。

  由是足以证明佛教的富贵观的正确。《道德经》上也这样讲:“既以为人,已愈有;既已与人,已愈多”。圣人之言,不谋而合。

  三是学佛可祥和社会,安定国家,促进世界和平。

  佛教的宗旨就是世间利益至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来说明:

  第一层,佛教的修持次第,是先修人道,再升华到佛道,故太虚大师讲:“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讲明了人道与佛道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在修持的方法上,要求修道者按三十七道品、六度、四摄、四无量心规范一切行为。比如处事讲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提倡布施第一,布施就是舍己利人。这种布施(舍)十分高尚,佛在《因缘护生经》中讲:“为护生命,宁舍钱财;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其利人精神何等高尚和伟大。试想:有了这种精神,何期人际关系不改善,社会不稳定,国家不安定呢?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都会在这种伟大的精神下,化为乌有。

  第二层,真正的释子是既爱教又爱国。佛教讲出世而入世,佛子为了广度众生,先走出世之路,待自己先觉之后,再度众生,但若一旦世间众生有难,则会挺身而出,所以僧人又是十分爱国的。比如在抗日时期,佛教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又如清道光年间诗僧敬安,他出世而不忘入世。处在民族脆微、外族入侵之时,他关爱着国家安危与民间疾苦。他在两本诗集中有不少爱国诗句“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当敬安听到法军侵占台湾,清军败于基隆时,竟然病发,彻夜不寐,赋诗道:“谁谓孤云竟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平沉大地复何事,粉碎虚空无一言。唯有哀时心尚在,白头垂泪望中原。”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第三层,佛教的隆兴与盛世密切关联。这里举两个实例:实例一、佛教的兴盛带来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唐太宗非常信奉和扶持佛教,他派玄奘到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同时下令兴修庙宇,贞观之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全国寺庙达3716所,那时,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事和廉洁奉公;对民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缓和了国内外的各种民族矛盾,止息了战争。公元630年,全国死刑不过29人。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迎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实例二、“康乾盛世”也是佛教兴盛时期。清顺治舍身佛门,康熙奉佛,雍正对佛教更是通家,他主持编写了《御览语录》,传到乾隆更是集佛教之大成,编篡了《大藏经》,并把它译成满文,使《大藏经》有了藏、汉、满三种文字。故梅光羲在《无量寿经》序里讲:“前清盛世,万善殿常课此经。故宫廷整肃,政治清明,由彼时群知因果,故能上下相戒,朝野相安。咸同而后,此经辍诵,朝纲紊乱,国势随衰,虽不尽由于此,而此经关系重矣!”也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讲:“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子所期求之事,也正是国家和人民所期及之事。

  综上所述,有力地说明佛教是科学性的,不是凭主观臆断,自我吹嘘,而是凭着佛教理论上之至极,道德上之至善,内容上之包罗万象,适用性上之知行合一,果德上之超生脱死,故所以尽管世人对佛教有误解而蒙上尘垢,都能在流布过程中不断被拂去,使它那灿烂光辉始终炳然历史。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佛教的科学性、实用性、真实性和超越性,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信,从而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现佛教“人间净土”做贡献。此种大利,何可而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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