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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海洋文化差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01日
来源:青岛城阳区海洋与渔业局   作者:青岛城阳区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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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国家及有关地方开始大规模的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这证明了国家实力的成长,也证明了中国人海洋国土观念的转变和海洋意识的苏醒,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庆祝活动是件好事。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几个问题:数百年来,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为什么中国会放着海上的优势不用,结果西方从海洋上崛起,中国国势却因此迅速衰退?

  1.美洲是郑和发现的吗?

  2002年3月,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舰长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提出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孟席斯的报告立即向全球转播,他的专著《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也一版再版,热销各大洲。正在筹备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的国人,对此当然备加关注。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既值得国人引为骄傲,也有必要从中提取经验教训。

  2.古代中国的航海优势

  2.1古代中国航海历史悠久。“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并非孟席斯首创。据报道,二个半世纪以前,法国一位汉学家就曾在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提出,元朝文献中的“扶桑国”就是墨西哥;据说距今十五个世纪以前,中国和尚慧深就到过加拿大,这比郑和早了近千年。但这还不算早。从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和陆上发现的土墩文化,到秘鲁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都曾经引发过“殷人东渡”的推论,说明三千年前中国殷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当然,所有这种种说法还都只不过是推论,缺乏确凿的证据。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非议。说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也不光是中国人,比如北欧的维京人据说在十一世纪初就到过加拿大。应该说,美洲自有土著居民,无须谁去“发现”;西方语汇里的“发现”,指的是西方人开始“开发”美洲。即便证明了中国人早就到达了美洲,也不能改变这片“新大陆”是欧洲人、具体说是哥伦布到达后才开发的事实。

  2.2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悠久的航海史和长期世界领先的海上技术优势。十五世纪以前能够在世界大洋作大规模航行的,确实还只有中国。诚如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想象一下六百年前,郑和两万多人、三百多艘船的巨型船队,领队的宝船又是长逾百米、至今还是最大的木质船,一旦出现在大洋岛国,怎不令人目瞪口呆,惊以为奇迹天降?

  2.3明朝的航海优势,是中国长期航海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早在3世纪,孙吴的海上商船就长达60米,孙权曾派遣康泰、朱应率强大船队穿越南海出使扶南(柬埔寨),也曾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余人的舰队到达夷州(台湾)。12与13世纪之交,南宋水师控制了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船只多达6000艘,曾在山东半岛外海击败了金国的大舰队。而13世纪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壮观,马可波罗到泉州港时就看傻了眼。种种的历史记载,展示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优势;海外的出土文物,也不时发现中国古代航海远征的踪迹,使我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奇迹兴奋骄傲。但是,郑和之后中国海洋国势急转直下,鸦片战争从海上打来,这是事实。回顾历史沧桑,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曾经世界领先的中国海上力量却退出了国家、世界发展的舞台呢?比较郑和下西洋本身和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航海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其中的答案。

  3.两类不同的航海

  3.1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明宣宗时,郑和还组织了第七、也就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但随后就是彻底的海禁,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至今见仁见智,多有争论,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就是国家的财政。

  3.2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术,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是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固然,下西洋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但是这种“朝贡贸易”的特点在于“厚往薄来”,这类“随贡互市”并不要求等价交换,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算的是政治帐,不是经济账,最终导致“库藏匮乏”。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所以说,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3.3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为后来葡萄牙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随之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却只从政治出发。

  3.4欧洲探险的航海本来就是国王、海盗和海外商人三位一体,本来就预期着暴利。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发现”,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经济基础的“赉赐”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而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症,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晚期,中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决不能再掉以轻心。今天,我们无疑应当谴责“地理大发现”家们的贪婪残忍,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但也需要承认:欧洲人的“大发现”导致了美洲的开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但对世界影响有限,也没有推动中国历史进入新时代,这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4.两种文明的起点

  4.1两种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众多的小岛,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

  4.2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当时的中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行”,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于对外贸易,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58年致英王敕谕)。皇帝的观点,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

  4.3华夏文明不属于与世隔绝、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却主要不是中国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但他们是凤毛麟角,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始终认为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的必需。谈到这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5.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当我们说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时,立刻就会有人举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众多记录,否定这种区别。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确实不容否认,但海洋文化也确实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希腊文明源自爱琴海,后来西欧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以海洋为中心展开。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都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分布的,海就在中间。中国历史上苦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欧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欧海上的维京人,从8到11世纪维京人的海盗征战,改写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14至17世纪,在欧洲垄断贸易、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也是以德国北岸的卢贝克港为中心,由围绕波罗的海的城市联合而成的。

  6.两类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异

  6.1 我们说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只是指其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决不是说以大陆为特色的华夏文明就没有海洋成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首推2200多年前的徐福下东洋。但这种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航行,很难说是海洋文明的标志。纵观历史,华夏文明里的海洋成分始终只是作为插曲和补充出现,难以形成主流,而且这种传统贯穿至今。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于海洋文明的容忍度。空间上看,沿海地区几千年属于“蛮夷”之地,从沿海多山地区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长期被视作“另类”,属于化外之民,不受政府保护。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6.2 中国古文化丰富的海洋成分难以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比如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只占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反映出沿海的齐国文化中,对于空间广阔性的认识。管仲、邹衍的观点的确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但统一六国的是代表内陆文明的秦国,不是齐国;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是儒家,不是阴阳家。

  6.3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在内向型的中国大陆古文明中,海洋常常作为一种抽象或者负面的因素出现,通常与蛮荒、甚至灾难联系在一起,连神话都不例外。庄周《逍遥游》里的大海“北冥”、“南冥”,及其中可以互相转换的“鲲”和“鹏”,无非是极言其大,并无具体所指,属于哲学的议论而不是自然的描述。《山海经》的“海经”“荒经”也是指遥远的极边地区,重点在于怪诞事物,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内容莫过于“精卫填海”故事:炎帝女儿在东海溺死后,变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想把东海填平。几百年以来,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妈祖”,便是传说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成仙后变为海难的救星。因此,这里有抽象的、哲理的海洋,也有具体的海洋,但是具体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剧成分。古希腊神话里也有众多有关海洋之神,从海神波塞东到俄刻阿诺斯与泰西斯夫妇,而这类神话往往具有实际航海生活作为基础,不只是凭空的想象。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舍伦女妖,这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用甜美的歌声蛊惑航海者溺死,正反映了爱琴海区日中太阳可畏,在“无风的沉静”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险。同样十九世纪法国的凡尔纳(1828-1905),如果没有海洋知识,根本不可能写出像《海底两万里》那样的科幻小说,而且这种小说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产生。

  6.4从具体的人物身上,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出两种文明的区别。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比秦始皇(前259-前210)差不多早一世纪。两位都是创有统一大业的旷古伟人,但是对于海洋却态度各异。秦始皇尽管也曾“东临碣石”,还派遣徐福东渡求仙,但他的兴趣在山不在海。亚历山大大帝却总是向着远方未知世界,去发现新土地、去探寻新海域,不仅曾经派遣舰队考察阿曼海、波斯湾和红海,临终前还安排人去考察里海是否同黑海相通,而且身体力行,传说曾经亲自潜入海底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举艺术家进行比较:明朝的苏州才子、画家唐寅(1470-1523)和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属于同时代人。唐寅的山水画和仕女画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极品;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达·芬奇,却不仅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发明家、科学家。他笔下的大洪水具有流体力学的内涵,它的人像和马像都具有解剖学的基础,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潜水服的设计图,直接为探索海洋做出贡献。

  6.5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学术界,重视实践、亲自动手,与长期沉湎在科举制度下、只注重“务虚”、不重视“务实”的中国学术界,形成强烈的对照。关于海洋观察方面,十六世纪瑞典人所作的北海海图(1539年),不但表示了海岸与海洋动物,而且所画的海冰的分布与涡流也被现代的遥感观测所证实,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海洋的兴趣,也反映在现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1858-1919)参加过海洋深潜器的设计,虽然他的方案未被采用。近代史上,东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为特色,1975年裕仁天皇参观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潜技术;1987年,当时的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并且还钻进美国深潜器。

  7.历史的反思

  7.1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并无优劣之分。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势,未来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大。海洋从提供“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发展到今天的“海洋世纪”,海洋成为未来能源与资源的宝库,和各国权益之争的焦点;世界各国也从“自给自足”发展到“全球经济”,海洋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

  7.2中国长期忽视海洋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历史上长期忽视海洋, “以农立国”的大陆性内向性质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由于长期重陆轻海的习惯,导致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总以为“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家门口还弄不好,跑老远去干吗”,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海洋观念的薄弱,同样影响着文教战线,在地球科学的“海(海洋科学)陆(固体地球科学)空(大气科学)”三军中,我国以“海军”为最弱。连中学地理教材,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

  7.3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为剖析我国长期忽视海洋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谈到负面的内容比正面的多,但决没有崇洋媚外、自我否定的意思。而是相信,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海上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后,或者不承认落后,能够发展的时候也不去发展。由于对海洋的漠视,六百年前我们曾自毁水师,将海上优势拱手让人,直到今天还在尝其苦果。六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依然故我,别人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落后而等待我们,也不会与我们共享海洋资源,更不会与我们主动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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