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1928－1948）变迁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1928－1948）变迁研究

　　范召全 陈昌文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在现代化冲击下悄然变化，寺庙总量显著增长，僧徒总规模有所减小，境内呈现为藏传佛教优势下的多宗教共存状态。深究原因，既有藏传佛教厚重历史之因，也有国家宗教政策和早期现代化推动渗透之故。西康地区宗教样态20年变迁对今日康区现代化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民政府时期　西康　宗教样态　宗教政策　现代化

　　作者：范召全，1969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社会学博士生，四川农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系主任。陈昌文，1955年生，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社会学

　　一、引言

　　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成立西康特区临时政务委员会。1928年9月7日，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将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设置西康省(因条件不成熟，暂未实行)。1934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发《西康建省委员会条例》，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川边特别区改为西康行政督察区，同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1936年10月迁至康定。1938年3月14日，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1938年7月，原已设立建省委员会的西康省正式设置，撤销西康建省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实行川、康分治，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建置西康省，整个辖区包括先前已定的川边特别行政区及金沙江以西原西昌都府等地外，又补充了四川省建昌道地区。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此后直至西康省和平解放，进入新中国发展新阶段。

　　国民政府时期，从西康特别区到西康省建设，西康在政治嬗变、早期现代化冲撞下，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本文仅研究西康社会深刻变化中的宗教样态变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1927年统计数据(1928年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正式公布)和末期的1947年统计数据(1948年西康省政府正式公布)为研究样本，呈现西康地区此20年间宗教样态的变迁状况，剖析西康宗教社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治理因素。

　　二、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材料来源。本文主要采信当时有关政府部门公布的文献资料：

　　1、1928年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所呈“附：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喇嘛寺庙调查表”。

　　2、由西康民政厅统计编制，1948年1月西康省政府统计处编印《西康省统计汇编》第一集刊发的《西康省康属各县寺庙概况》。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建库问题

　　以上两种资料，设年份、县别、教别、寺庙数、僧徒数五个变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喇嘛寺庙SPSS数据库，做社会学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变迁。

　　遗憾的是，在两份政府公布的喇嘛寺庙统计材料中，所涉县别不一致(因行政区划变动、统计报送等各种原因)，这给变迁研究带来了不便。为研究需要，我们作了必要的筛选，将同时出现在两份资料中的巴安、丹巴、道孚、甘孜、九龙、康定、理化、炉霍、雅江、瞻化10个县作为研究样本予以保留，其余各县均予剔除。以“同时出现”这种方法来抽取样本。两份材料统计时间，原材料中没有特别标明，我们不能一般性推定统计时间，研究中只能用“1928年公布数据”、“1948年公布数据”的说法。

　　三、研究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变迁研究结论如下：

　　(一)20年间，各县寺庙数量增减各异，僧徒规模缩涨不同。

　　为研究20年间西康各县寺庙僧徒的变化情况，我们分别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县别”为Define Clusters、以“寺庙”为变量(Variable)和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县别”为Define Clusters、以“僧徒”为变量(Variable)，做Clustered分析，如图1和图2的序列。

　　图1显示，10个样本县中，20年间除巴安、丹巴2县的寺庙数量略有减少外，其余8县的寺庙均有增长，寺庙增长的县域覆盖面达80％，其中，道孚、甘孜、九龙、康定、理化5县的寺庙数量涨幅较大，道孚县由1928年的17座增加到1948年的40座，增长135％，甘孜县寺庙由1928年的16座增长为1948年的34座，增长113％，康定由7座增加到19座，增长133％，九龙3座增为7座，增长171％，理化由6增为27，增长350％。20年间各县寺庙数量增减各异，且变化幅度差异较大。

　　10个样本县中，20年间僧徒规模涨缩不同。图2显示，道孚、九龙、理化、雅江、康定5县的僧徒规模扩大，其中，传统僧徒大县的增长乏力，而一些僧徒中／小县却增长强劲。如九龙县僧徒由1928年的58人增长到1948年的173人，增长198％，近2倍，雅江由225人增长到472人，增长109％，康定由237人增长为2012人，增长749％，增长7倍以上；传统僧徒大县道孚、理化的僧徒增长乏力，涨幅较小，道孚僧徒由1928年的1760人增加到1948年的1935人，仅增加9％，理化由4500人增加到4813人，仅增长6％。图2还显示，巴安、丹巴、甘孜、炉霍、瞻化5县的僧徒规模缩小，其中，传统僧侣大县缩减幅度较小，如巴安县僧徒规模从1928年的2050人缩小到1948年的1649人，减少24％，甘孜县僧徒数量由1928年的7895人减少到1948年的6447人，减少23％，瞻化从2520人减少到2380人，减少6％。20年里，炉霍、丹巴2县僧徒规模下降幅度相对较大，炉霍僧徒规模从1928年的2980人缩减到1948年的1607人，降幅达85％，丹巴从490人减少至307人，缩减59％。合而观之，10个样本县中，有50％的县僧徒增长，有50％的县僧徒减少，强劲增长与小幅下降并存。

　　统观20年西康各县宗教样态变迁，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年间，寺庙增加的县，僧徒却减少了；寺庙大幅增长的县，僧徒却小幅增长。前者如甘孜县，1928年寺庙16座，1948年增加为34座，增加了18座，该县僧徒从1928年的7895人反而下降到1948年的6447人，减少了1448人。后者如道孚、理化，1928年道孚县寺庙17座，1948年增加到40座，增长135％，但该县1928年僧徒1760人，1948年1935人，仅增长率9％，大大低于寺庙增幅；理化的寺庙总量由1928年的6座增加到1948年的27座，增幅高达350％，但该县僧徒统计人数由4500变为4813，20年间仅增长6％，远低于其寺庙的增长速度。

　　(二)20年间，传统大教派的寺庙大幅增长，僧徒小幅涨落。

　　为研究西康各教20年间寺庙和僧徒的变化情况，我们分别以“教别”为Category Axis、以“年份”为Define Clusters、以“寺庙”为变量(Variable)和以“教别”为Category Axis、以“年份”为Define Clusters、以“僧徒”为变量(Variable)，做Clustered分析，如图3和图4。

　　图3显示，格鲁派和宁玛派是1928年的寺庙大教派，格鲁派47座寺庙，宁玛派59座寺庙，噶举派1座，苯教15座，格鲁、宁玛寺庙远多于其余各派。20年间，西康地区传统大教派的寺庙大幅增长，其中，格鲁派寺庙从1928年的47座增加到1948年的97座，增长106％；宁玛派寺庙从1928年的59座增加到1948年的83座，增长41％。西康藏传佛教各派寺庙差距进一步拉大，格鲁、宁玛等传统寺庙大教派优势更加明显。

　　图4显示，西康地区传统僧徒大教派的僧徒小幅涨落。20年间，传统僧徒大教派——格鲁派的僧徒小幅减少，僧徒总量从1928年的17484人降至1948年的14541人，下降20％，另一个传统僧徒大教派——宁玛派的僧徒却有小幅增长，僧徒从1928年的4759人增加到1948年的5294人，增长n％。同时，其余小教派的僧徒均有小幅增长，其中，噶举派僧徒从1928年的72人增加到1948年的100人，增长了39％，苯教僧徒从1928年的372人增加到1948年的389人，小幅增长4％。历经20年变化，格鲁、宁玛二派僧徒的优势依然明显。

　　纵观各教派20年变迁，我们发现：格鲁派寺庙大幅增长，僧徒却有所减少；宁玛派寺庙大幅增长，僧徒却增长缓慢；苯教在寺庙减少的情况下僧徒却有所增长，噶举派喇嘛寺庙出现双增长，但两派20年里发展均相对缓慢。需要指出的是，西康地区宗教无论怎样变化，历经20年发展变化之后的格鲁、宁玛二派，依然是西康地区两个大教派，其喇嘛寺庙规模稳居西康地区前列，其中，1948年格鲁派喇嘛寺庙均超过宁玛派，成为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的第一大教派，宁玛派成为第二大教派。

　　(三)20年间，少数教派寡居西康被打破，形成了多教同处共存的局面。

　　为研究20年间西康地区教派变化的情况，我们分别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教别”为Define Clusters、以“寺庙”为变量(Variable)和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教别”为Define Clusters、以“僧徒”为变量(Variable)，做Clustered分析，如图5和图6。

　　图5和图6显示，1928年10个样本县境内仅有格鲁、宁玛、噶举和苯教等少数教派。从寺庙情况看，1928年西康境内有格鲁派寺庙47座，宁玛派寺庙59座，以及少量的苯教、噶举寺庙。从僧徒情况看，1928年西康境内有格鲁派僧徒17484人，宁玛派僧徒4759人，以及极其有限的苯教、噶举僧徒，1928年西康境内宗教教派较少，是格鲁、宁玛二派优势下的少数教派寡居西康的局面。

　　图5和图6还显示，1948年10县境内出现了格鲁、宁玛、噶举、萨迦、苯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多教别，新增出现的萨迦、基督、天主和伊斯兰等宗教力量打破了少数教派寡居西康的局面，呈现为多教同处共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处共存是不平衡的：从寺庙情况看，1948年格鲁派寺庙9l座，宁玛派83座，两派寺庙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教派寺庙，苯教、萨迦派寺庙分别以13座和10座紧随其后，噶举派寺庙、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伊斯兰清真寺等各自以不足10座的规模散落于10县境内，西康地区宗教呈现为一种多教派的、寺院不平衡下的同存共处局面；从僧徒情况看，1948年格鲁派僧徒高达14541人，宁玛派5294人，新增的萨迦派僧徒达855人，成为康区的第三大僧徒教派，伊斯兰教500人，成为康区的第四大宗教力量，苯教、噶举、基督教、天主教等派别的信徒均有所发展。应当指出，西康宗教样态历经20年变迁，格鲁、宁玛二派的寺庙数量和僧徒规模的“霸主”地位从未被其他教派撼动过。

　　(四)20年间，西康地区的寺庙总量正增长，僧徒总规模负增长。

　　为研究20年间西康地区喇嘛寺庙总量变化，我们分别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寺庙”为变量(Variable)和以“年份”为Category Axis、以“僧徒”为变量(Variable)，做Simple分析，如图7和图8。

　　总体看，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1927年至1949年的20余年时间里，西康地区喇嘛寺庙总量变化是：寺庙正增长，僧徒负增长。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的寺庙总量增加了，而僧徒总规模却缩减了。图7显示，寺庙总量从1928年的122座增加到1948年的205座，20年间增加83座，增长68％；图8显示，僧徒总量从1928年的22716人，减少到1948年的21704人，20年间减少1012人，减少近5％。结论是：1928--1948的20年间，西康宗教表现为寺庙增长僧徒减少的变化态势，境内寺庙总量显著增长，僧徒总规模有所减小，呈现为藏传佛教优势下的多宗教同存共处状态。

　　四、原因分析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20年变迁结果，其原因是多重的。本研究仅从西康地区的宗教历史基础、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西康早期现代化发展三方面做出分析。

　　(一)西康与西藏同受佛教之熏陶，文化传承之厚，是西康地区藏传佛教优势依然的社会历史基础；藏汉多民族间社会流动和外国教会传教，是西康地区多宗教共存的社会活动因素。

　　一个地区的宗教样态与其宗教历史密切相关。米夏·伊利亚德在其重要著作《宇宙和历史》中提到：远古人类和后来的人类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以为自己和宇宙、宇宙的节奏不可分离，而后来的人类特别是那些深受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人类则以为自己只和历史有关系。西康社会与西藏同受佛教之熏陶，已有千余年之历史，西康民众不可能超越其古人的“原型”，一定会烙下藏传佛教的历史之印。烙印之深，如李亦人、杨仲华等说的那样，西康为佛教普化之区，人民崇信之心既深且久；处地佛教，宁玛、格鲁、噶举、笨波与萨迦并行，而以格鲁派为最盛，寺庙以宁玛派为较多，喇嘛以格鲁派为最多。当然，西康喇嘛教伴随卫藏之政权至康的，“政权所及之地，教亦随之。因之佛法教理，渐遍全境”。

　　中国宗教史表明，西康地区的基督教、天主教，乃外国教会来康传布之结果。传教集中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历经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传布试图在西康拓展势力，以生活上的小恩小惠吸引一部分藏汉民众信教，中期依仗政治上的特权传教，后期则以大力举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为重要的传教手段。据记载，法籍人罗勒拿是近代最早(1847年)进入西康的西方传教士，此后的一个世纪，法、英、美、俄等外国传教士接踵至康布教，如1910年罗马教廷取消西藏教区称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下辖康区、锡金、云边，加强川滇边藏区教务活动(1920年锡金划出)，其辖地之广大，实为当时中国八大教区之冠；1936年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康区的康定、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巴塘、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柯、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及云南中甸、维西、德钦等二十八处，教徒6000余人；1939年西康建省后，宁、雅二属另设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更名康定教区。较天 主教而言，基督教人康时间稍晚，传布依托于三个系统：(1)内地会。清末光绪年间始英国内地会叶牧师来康定传教，建立福音堂。(2)美以美会。1908年美籍医生史德文由川至巴塘，行医而传教，建福音堂；基督教士以巴塘为据点，似康区基督教传教中心。(3)安息日会。1918年美籍医生安德里行医至康定建立福音堂。

　　因外邦来康传布，基督教、天主教在西康得以传播与发展，因国家军务或多民族间的商务、移民、婚缘等社会流动之故，伊斯兰教、儒教、道教、民间宗教等在西康得到渗透发展。应该指出，藏传佛教作为制度性宗教，在康区历史千余年，僧俗民众基础深厚，“宗教场”影响力强大，文化传承之厚非一日之功，西康地区藏传佛教必定优势依然，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道教等则在康藏僧俗民众的拒斥搏弈中缓慢发展着。基于此，国民政府时期西康社会宗教样态呈显为藏传佛教优势下的多宗教共存，就不足为奇了。

　　(二)国民政府保护寺产的国家宗教政策和尊重、抚慰、优崇的藏传佛教政策，刘文辉经营西康的开明策略，是西康地区寺庙显著增长的政策治理因素。

　　中国历史上大多政权对宗教施行控制政策，如杨庆垄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对教派宗教的政治控制是中国历史上一成不变的。政府主宰组织性宗教的传统十分根深蒂固。制度性宗教只有获得政府的支持并由其加以组织，方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一旦失去政治上的支持，随之而来的便是迫害和组织力量的削弱。世俗政权已经完全支配了宗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害怕对宗教的狂热情感会演变成为有组织的力量，产生统一领袖，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追随，并在其成员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如果其领袖人物具有政治野心，其势力的崛起无疑意味着可能产生一个与统治集团相抗衡的权力中心”。民国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控制有所松懈，制度性宗教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1、国民政府保护寺庙财产的宗教政策，为西康寺院的显著增长提供了国家制度环境。

　　1927年4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宗教寺院管理方面，颁布了有利于保护寺庙财产、促进寺院发展的宗教政策，如1929年1月颁布实施的《寺庙管理条例》，同年12月颁布实施的《监督寺庙条例》。

　　《寺庙管理条例》规定：凡寺庙财产及僧道除本条例另有规定者外，与普通人民受同等之保护。有僧道主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与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寺庙僧道各派若干人合组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无僧道主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集合地方公共团体，组织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由地方公共团体主持者，呈请该管市县政府备案，归该团体组织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寺庙之财产处分或变更，由庙产保管委员会公议定之。

　　《监督寺庙条例》是国民政府宗教政策中重要的成文法律文献。该《条例》及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内政部的司法和行政解释，构成国民政府管理宗教寺庙财产的法律体系。寺产保护性条款如下：(1)确定官署对寺庙的监督权。《监督条例》及其司法解释确定官署对寺庙只有监督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监督寺庙僧道对寺产的处置。《条例》第八条规定：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二是官署对寺庙只有监督权，不能径行处置寺产。(2)划定寺产与私产的界限。《监督条例》第六条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住持管理之。住持对寺庙财产只有管理权，无所有权。(3)界定寺庙的正当开支与非正当开支。《监督条例》第七条规定：住持于宣扬教义，修持戒律及其他正当开支外不得动用寺庙财产之收益。司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因保全寺庙之费用，或清偿寺庙正当之债务，属于正当开支，可以动用寺庙财产之收入。(4)确立寺产登记和收支定期公开的原则。《监督条例》第五条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应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登记。第九条规定：寺庙收支款项及所兴办事业，住持应于每半年终报告该管官署并公告之。

　　1935年2月，新制定的《管理喇嘛寺庙条例》规定寺庙和喇嘛的管理权、转世、任用、奖励和登记权力等归属蒙藏委员会管理。1949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央与西藏的政教联系，蒙藏委员会在工作计划报告中决定以中央的名义“派员布施西藏重要寺庙……捐修康藏寺庙”。显见，国民政府颁布实施的上述国家宗教政策，有利于保护寺庙财产和寺庙修缮建设，为西康寺院的显著增长提供了国家制度环境。

　　2、国民政府尊重、抚慰、优崇的藏传佛教政策，为西康寺院的显著增长提供了区域性制度环境。

　　西藏社会的复杂性和地位的微妙性，迫使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主要是以政治运作为主，力图达到政治统一之目的，表现在宗教治理方面，国民政府须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侧重发展与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关系，联络情感，使宗教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系统阐发了这个思想：“为今之计，一面昭示公诚，以坚其信；一面应妥为宣慰，以安其心。尤要者，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为之解除困难，予以便利，同时晓以五族一家及国家至上之大义，俾了然于中央之宽大为怀及民族休戚与共。庶乎情感既和，诈虞尽释，而后新关系可以建立。”

　　国民政府采取的宗教治理政策，较好体现了吴氏的这一思想：(1)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门法规，加强对藏传佛教相关事务的管理。1928年3月，国民政府将蒙藏院改名为蒙藏委员会，负责藏传佛教事务。1934年1月，国民政府制定了《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觑办法》，规定蒙藏的藏传佛教领袖来京展觑，报告边地宗教情形。1935年12月制定《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和1936年1月公布《喇嘛奖惩办法》，强化藏传佛教地区宗教事务管理。(2)建立政治联系，吸纳西藏代表参与全国性事务。1928年，西藏通过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联系，与国民政府开始建立关系。1929年，国民政府先后派札萨克棍却仲尼、刘曼卿赴藏，受到达赖欢迎。班禅和达赖先后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西藏代表格桑泽仁列席。1931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前藏和后藏均派代表出席。(3)优崇宗教领袖，尊重西藏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首先，恢复、册封西藏宗教领袖名号，发给薪俸。继1912年10月袁世凯宣布恢复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后，1931年6月，国民政府授予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同年7月1日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册授典礼，蒋介石向班禅颁授玉册、玉印，定年律为12万元。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政府颁令追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拨重金，授予热振摄政“辅国普化禅师”名号。十四世达赖选定后，蒋介石发布命令：“特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大典经费四十万元，以示优异”。国民政府还注意扶植内蒙古、西康、青海等地区的宗教领袖，比如，西康宁玛派诺那活佛，1932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后担任立法院委员，1935年5月奉命就任西康宣慰使，1936年5月12日在甘孜圆寂，国民政府追赠“普佑法师”名号。

　　西康正式建省后，西康省政府贯彻国民中央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颁布了充分体现尊重、抚 慰、优崇精神的康区佛教政策。比如，《西康省政府公报》第112期公布了《西康省政府整理康区佛教办法》和《西康省康区佛教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显见，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康省地方政府所实施的尊重、抚慰、优崇的藏传佛教政策，为西康寺院的显著增长提供了区域性制度环境。

　　3、刘文辉经营西康的开明策略，直接推动西康寺庙显著增长。

　　本研究认为，西康寺院能有较大幅度增长，除国民政府施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外，还与刘文辉经营西康的开明策略有密切关系。西康正式建省，背负民族救亡之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说，“抗战已进入紧要关头，大片国土已丧失，只有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了。西康建省，内可促进边民之向化，外可杜强邻之凯觑，对加强国防，开发西康，发展经济，稳定人心，安定后方，增强抗战力量，恢宏必胜志气，都有很大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维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并为解决长期以来，康藏边界纠纷，改善康藏政治关系，提供条件。”因此，“西康在国内乃至国防上之重要性，从九·一八至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凡是稍有国家观念的国民，无不确认其重要，……西康且被认为复兴民族之最后生命线”。

　　面对这个特殊使命，刘文辉政府不得不小心慎微，制定开明策略，以经营西康，建设新西康。为此，刘文辉提出“三化政策”(德化、同化、进化)、“三进原则”(进取、进步、进化)及其“四因”原则(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因教制宜、因俗制宜)、“四力政纲”(管、教、养、卫)等治康方略，把维护佛法、整饬教规作为重要策略：(1)重视西康地区宗教领袖人物的影响作用，时常与其沟通和时加优崇。(2)创建佛学院与设立西康省康区佛教整理委员会，“阐扬佛教文化”、整饬教规与取缔反教并举，身体力行促成尊重宗教信仰风气的形成，通过供养、布施、派人留学等形式和途径，加强与治理地区以外藏传佛教界的联系，加强与西藏地方政教上层的联系。

　　刘文辉实施西康新政稳定抗战大后方，西康迎来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治理环境和一个相对和气的僧俗氛围，直接推动西康寺庙的较大增长。只要国家宗教政策宽松，允许、鼓励建造修缮寺院，寺院数量必然增加；国民时期宗教政策是比较宽松的，刘文辉经营西康策略是比较开明的，建造新寺院、修缮旧寺院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政府支持，毁坏寺院行为(如毁财产)将依律受到国家惩处，西康境内寺院必然出现增长。宽松的宗教政策应是助推西康寺庙高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治理因素。

　　(三)西康地区发展边疆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可能是僧徒规模缩减的一个现代化因素。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寺庙增长的同时，僧徒规模却缩减了。应该指出，西康僧徒规模的缩减并非因该时期本地区人口减少造成。四川省档案馆和四川民族研究所合编的《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提供三份相关人口资料：一是“一九三四年九月西康财务统筹处、西康行政专员公署造报各县村数户口人数统计表”，27县合计238307人；二是“一九三五年二月西康行政专员公署造报各县人口概况统计表”，19县合计710380人；三是西康康属各县户口分布(民国三十四年六月)，20县合计225896人。比较1934和1935统计表，时隔不到半年，人口悬殊，19县统计人口竟比27县还多出472073人，(19县包括在27县内)，不可思议，有一个统计必然存在较大失误。根据我们反复查证比对，初步判断是：1934年统计比较可信。比较1934和1945统计表，筛选出两份统计表中相同19县作对比：1934年人口是174001，1945年人口是222051，10年间西康康区各县人口呈正增长。据此，西康康属各县在人口正增长的情况下，僧徒减少，与发展边疆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有某种关系。

　　要实现西康地区“人的现代化”，改变西康经济社会落后面貌，须大力发展现代教育，为此，刘文辉政府将“发展边疆教育”作为建设新西康的六项任务之一：一是成立边疆教育委员会；二是推进边疆寺庙教育；三是辅导省会康、倮学生生活；四是改善西康省康区教育人员待遇；五是增设边疆学校。据1945年西康省教育厅统计，西康省义敦等15县的边疆教育初见成效，学校共计29所，学级数65，教职员97人，学生1494人，毕业生137人；同时西康省县公私立中等学校发展较快，据1948年统计资料显示，1946年公私立中等学校共计44所，其中，省中9所，县中12所，私立中学4所，省师7所，县简师7所，省联校5所，私职校1所。发展西康现代学校教育，旨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使本省人民由愚昧进于聪慧”，促进思想观念变化，做出“僧俗选择”。在没有学校的情况下，康民将遣送子弟入寺为僧，有了学校，一部分康民子弟将分流选择学校，毕业以后，一部分毕业生会分流不再入寺为僧(假设有学校毕业生受传统影响，仍愿入寺为僧)，而从事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世俗职业。两次分流，一定程度上会减缓康人子弟入寺为僧的增速，甚至减少僧徒规模的绝对人数。西康地区僧徒总量从1928年的22716人减少到1948年的21704人，20年间僧徒呈负增长，一个可能性致因是发展边疆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的结果。

　　西康省发展边疆现代教育，培养边民子弟的现代知识力，绝非易事。1930年代的一个研究报告，能较好回答之：(1)康民之所以遣送子弟入寺为僧，一方面固属信仰及习俗使然，同时亦因家庭生活过于困窘，养护儿童不易，不如送入寺庙，既可解决目前生活问题，且冀将来于僧伽中出人头地，则不仅儿童将来享受崇高之荣位，即其家庭亦膺无限之光荣。再次寺庙之建筑辉煌，喇嘛之生活舒适，亦为吸引康人子弟寺之一重要原因。若学校一切设施能仿寺庙办法，凡入学儿童之衣食住悉予供给，学校建筑亦能略与寺庙媲美，……儿童入学与入寺所得利益至少相侔，甚而过之，则学校亦未始不可与寺庙争取儿童，不难减少儿童入寺之人数，增加入学之人数。(2)儿童入寺庙习为喇嘛，无异习一职业，一生生活系之。故若学校目前能解决其生计，更能授予相当之技艺，使毕业后从事生产事业以解决一生之生活，则康民父母当亦乐遣其子弟就学，不致视受教为差徭。

　　在当时的西康地区发展现代教育，至少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即：有了现代教育学校，寺院将不再是康民子弟接受知识的唯一场所了；儿童除入寺庙习为喇嘛以习一职业之外，还可以选择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现代知识和技艺，获得世俗职业以系生计。由此，当时的康区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制度，一方面，康民子弟能有机会分享现代化文明成果，实现“人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僧俗两类制度化教育从此展开了争夺康区儿童、逐鹿康区社会价值掌控权的比赛。

　　西康社会宗教样态20年变迁，是在早期现代化推动及现代化成果渗透下的缓慢变迁，变迁之所以缓慢，因康民信仰及习俗之深，藏传佛教影响力之强，西康地区早期现代化往往会遭到社会保守力量的竭力阻挠，梅·戈尔斯坦在分析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时就说，“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

　　(责任编辑：于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