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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乡愁与理想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0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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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是去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书,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道:“《巨流河》是一本惆怅之书。”在作者齐邦媛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更有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它不是一本小说,却像小说般精彩;它不是一部史书,却像史书般真实。

  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先生今年已是86岁高龄,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是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毕生治学,晚年却忽而提笔为文,81岁那年齐邦媛开始撰写回忆录,花费四年之功捧出25万字,是为《巨流河》。2009年此书在台湾出版,旋即引发轰动。论者多将齐邦媛与龙应台并列,认为在从抗日战争到1949再到当下的个人史、家族史叙述中,两位作家都写出了杰作,也为读者的思考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现在,《巨流河》简体字版已经推出,我们终于得以走近品味,两代中国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

  《巨流河》有两条人物主线,即齐邦媛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父亲齐世英在政界打拼、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作品从父辈写起,齐世英(1899-1987)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早年很受蒋介石重用,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不过齐与蒋的分歧日渐增大,到台湾后,齐世英被开除党籍。本书对这些都有提及,但主要描述的则是女儿眼中,父亲热心教育事业的另一面。齐世英创办了东北中山中学,带着上千名流亡学生从北平到南京,再一路向大西南撤退。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作者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也看到了父亲忧国忧民、力撑危局的品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张学良的评价颇低,认为当年若是张齐二人能够实现合作,东北抗战或许将有另一番格局。

  在跟随父亲躲避战火的年月里,齐邦媛也完成了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学业,她写到自己所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及至齐邦媛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而《巨流河》最令人动容的叙述,当属作者与空军飞行员张大飞的交往和相互牵挂。生逢乱世,儿女情长总要背负许多责任,这或许是今天年轻人难有的体验。

  按照时间和文本内容来划分,《巨流河》又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上述故事主要集中在前半部,至1949年止,跌宕起伏,正如曲折奔腾的巨流河。而后半部则是作者和家人到台湾之后的平静生活,齐邦媛在多所大学任教,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的兴起发展。这部分内容相对专业,叙述平缓严谨,犹如波澜不惊的哑口海。能从家国情仇的大时代,自然过渡到书香袅袅的象牙塔,《巨流河》呈现了难得的融合气质。这样的写作方式,自钱锺书《围城》以来,确不多见。

  齐邦媛先生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曾说:“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渲染,不要抒怀,尽量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巨流河》也因此从原稿的三十余万字压缩至二十五万字,成为一部“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台大教授陈芳明语)。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记者问及倘若此书改编成电影如何,齐邦媛答道:“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电影的诞生,商业化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怕任何具体化的表现,会亵渎了难以言说的、生死投入理想的纯真!”

精彩书摘

  身世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1924年元宵节,我生在辽宁铁岭。那个年代初生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我先天体弱,快满周岁时有一回高烧不退,眼看要断气了。祖母差家里的长工连夜到十里外的镇上,找到一位医生将我救活。母亲对医生说:“孩子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于是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

  铁岭齐家算是中等大户,祖父齐鹏大在奉军里做到旅长,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父亲齐世英却是个读书人,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二十二岁又到柏林。母亲裴毓贞和父亲同龄,十九岁嫁到齐家后,便一直恪守妇道,伺候公婆,抚育儿女,十年不出家门。

  父亲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祖父的好友郭松龄将军,相谈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父亲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和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终于兵败。他不愿骑快马独自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就地枪决。

  当时父亲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1926年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

  父亲在南京安顿下来后,母亲终于跨出家门,带着我和哥哥前去投奔父亲。幼小的我就在那时告别了巨流河。记得马车出了村口,路旁见一排排秃山,怪石嶙峋。我问母亲:“这叫什么山?”母亲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随口答道:“鬼哭狼嚎山。”

  我们出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我看到英俊而陌生的父亲站在月台上,等着迎接他聚少离多的妻儿。

  我在南京入读鼓楼小学,那是1937年之前的“黄金十年”,城里给我的印象是处处充满希望,我们小学生还去街上贴标语:“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父亲在中央政府任职,有一次我上学路上,不小心踩到泥泞里,棉鞋陷住。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拔出来,然后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父亲教育我,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不可以炫耀。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还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母亲就经常招呼他们来我家吃饭。那年除夕,哥哥带着一位姓张的学生回家——这位少年的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警察局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他忍着泪水诉说家破人亡的故事,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张大非”。

  从此,张大非就经常来我家。有一天午后,我跟着他们七八个同学去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起风,我走得慢,渐渐落在后面,在半山腰抱着一块石头,进退两难。在寒风与恐惧中,我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他牵住我下山。到了隘口,张大非用棉大衣裹住我,说:“别哭。”

  我永远记得他眼中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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