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戏的文化遗产意义

　　目连戏的文化遗产意义

　　凌翼云

　　目连戏是湖南入围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一。目连戏指以目连救母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它是一个大家族。我国许多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曾有目连戏。湖南的祁剧、辰河戏、湘剧,江西的戈阳腔、四川的高腔、浙江的绍戏、福建莆仙戏、以及福建、安徽、湖南、江西的木偶戏都曾有过大本的目连戏。戏曲舞台的散折戏《思凡》、《双下山》、《王婆骂鸡》、《三匠争席》、《滑油山》、《游六殿》、《钟馗》等,或出于目连戏,或与目连戏有渊源。折子戏《老背少》,也叫《哑背疯》或《老汉驮妻》,原是目连戏《会缘桥》中的片段。鲁迅文章里说的男吊、女吊、无常,或是目连戏舞台上的有名折子,或是剧中人物。目连戏出现在南戏产生前的北宋时,保留有许多古老的艺术手法和手段,被戏曲界称为戏祖、舞台上的活化石。

　　抗日战争以来,目连戏的整本便很少演出了。此前各地的目连大戏,至少连台三天三夜、七天七夜,有的连台四十八天。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湖南省文化厅在祁阳县组织了目连戏挖掘演出和目连戏学术座谈会。接着,1988年4月安徽省在祁门县、1989年10月湖南省在怀化市、1993年9月四川省在绵阳市,分别组织目连戏挖掘演出和学术座谈会。这些活动不仅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1987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目连戏学术座谈会,我国的学者应邀参加,还带去祁剧《九殿不语》一折的录相放映。于是,目连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因为它不仅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活化石,还是佛教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佛教化的见证,是中国多种宗教文化融合的代表,沉积着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民情习俗。

　　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见证

　　佛教是东汉时传入我国的。《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有汉明帝(公元58-75年)刘庄的异母哥哥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浮屠是当时对佛陀(释迦摩尼)的音译。这证明当时皇室刘英信奉佛教。目连救母故事出自《佛说孟兰盆经》。这经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的晋武帝时(265-290),来华的月氏僧人法护翻译的。译成汉文才千把字。东晋时的僧人用这故事宣讲佛教。宣讲有说有唱。北宋时这故事被搬上舞台,戏中的人物、语言、民情风俗都中国化了。目连救母故事中国化、通俗化的过程,记录着 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磨合、融合的过程。融合的切入点是孝。

　　我国古代是宗教社会,家天下。帝王世代相传,用孝来教育子孙和团结血缘亲属。孝是宗法社会的基石。儒家《孝经》认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历代帝王都提倡孝道,汉代把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科目。民间传播着许多孝亲故事,如老萊娱亲、董永卖身、黄香扇枕、王祥卧冰等。舜帝也被传说成孝子。而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僧人出家后不敬父母、不拜君王、不婚绝嗣,这与孝道大相径庭,被斥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很不利于佛教的立脚和发展。在这情况下,不十分显眼的《佛说盂兰盆经》中的目连救母故事,被佛教徒用来向听众宣讲,这便有了目连变文。南北朝时,梁武帝(502—549)萧衍、陈武帝(557—559)陈霸先当过和尚,让臣民出钱把他们从庙里赎出来。佛教得了钱财又抬高了地位,在中国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尝到了妥协和改变的甜头,佛教更加把孝作为佛教内容来宣传。北齐僧人法琳引用佛教典籍《智度论》中释迦摩尼在父亲净饭王逝世后抬尸火葬、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等大肆宣传,说释迦“孝敬有仪”。唐代僧人宗密(780—841)作《盂兰盆经疏·序》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宗之,其惟孝道矣” ;“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惟孟兰盆之教焉!”《盂兰盆经》逐步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佛经。佛教也逐渐得到本土人士的肯定。东晋文学家孙倬(354—371)的《论语注记·喻道论》说:“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还照本国,方敷法言,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为荣,何孝如之!”与宗密基本同时的文学家柳宗元(773—819)《送元皓序》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成其孝而报其业……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

　　经过六朝时出家人要不要敬父母、拜君王和人死后有不有灵魂的几场大辩论,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由矛盾而磨合,至唐代基本融合成一体。佛教发展成许多宗派,深入地方,深入人心。在宗派林立的佛教中,特色最浓的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信徒最广的是修行方法最简便的净土宗。后者只需念佛号。慧能的语录,被称《六祖坛经》。这是中国僧人著作中惟一被尊为经者。

　　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如哲学中的玄学、禅学、宋元理学;声韵学和反切与印度声明学;国画、雕塑与佛教建筑和禅宗哲理;《隋书经籍志》中对婆罗门书的叙述;隋唐《六部乐》与佛教音乐的关系;《文心雕龙》的出现和长篇叙事诗的发展;“上穷碧落下黄泉”等佳句的形成;等等,都可印证。唐传奇和明清小说《西游记》、《红楼梦》的出现,本土宗教和祭祀仪典的发展、完善,也摆脱不了佛教文化影响。毕生在台湾教学的温州籍学者南怀瑾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的《西江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是从文学角度注释《金刚般若经》中“一切有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最佳者。我国曲艺和戏曲的发展和定型,都与目连变文直接有关。我们日常生活语言中,如“世界”、“三生”、“报应”、“因缘”、均从佛教经文中借来。民间节日如灯节、中元、腊八,都有佛教文化内涵。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戏曲舞台上的活化石

　　我国戏曲定型为“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的,从目前文献所知,是南戏。明代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谓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首之。”作序于绍兴丁卯(1147)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演目连救母,直至十五日止,观众增倍。”北宋目连救母杂剧的演出,比宋光宗朝(1190—1194)早了半个世纪。

　　据《高僧传》说,曾经写过《沙门不拜王者论》、被后辈尊为净土宗始祖的慧远法师等,是俗讲的创造者和奠基者。俗讲在佛教中称为唱导。《高僧传·唱导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若佛法初传,于是齐集……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比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光明三世因缘,都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俗讲有说有唱有感情,还带表演。俗讲的文字记录下来叫变文。《高僧传》里有十多位唱导师的传记,用四个字概述了唱导师的才艺技巧: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无言可采,非博则话无依据”。俗讲现场非常动人:“至于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帏静耀。四众专心,叉手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域则使涕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唱导师也唱一些民间传说,民间艺人也仿照佛教唱导来演唱世俗故事。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中,有昭君变文、舜子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等。

　　宋杂剧是唐参军戏和其他歌舞杂戏、杂技的混合和发展。形式、体制多样,组织松散。汴梁演出的《目连救母》取材于目连变文的故事、说唱,也掺杂了当时同在勾肆互相演出的百戏杂艺。正因为有故事、有表演、又百戏杂呈,才能从七夕演到十五,而观众增倍。这中间,有艺人的新创造,技艺精湛。宋室南迁,金人入汴梁,宫庭艺人以及供应王室生活的人们,随着宋室去了杭州。身份低贱的民间艺人,也“冲州撞府”南逃。周密《武林旧事》中“诸色伎艺人”、“乾淳奉亲”等章节,或记下了他们的姓名,或有名有姓地说他们是“京师旧人”,皇室常给他们赏赐。汴京演目连救母的经验,被艺人们带到临安(杭州)一带。杂剧艺人和江南才人结合的书会,才孕育出比《目连救母》更加成熟的南戏。

　　北宋的目连演出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述,也没有传下剧本,但一直在南方演出。北方的金院本也留有《打青提》的名目。现在能看到目连戏最古老的剧本,是明代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刻印于明万历七年(1580)。题目有“新编”二字,说明此前有旧编。郑本卷之下《副末开场》说:“撰实迹,据陈篇,括成曲调入梨园”,说明郑之珍的“新编”,是有民间演出为依据的。从郑之珍本中《观音生日》、《僧背老翁》等折戏,不仅有“新增插科”四字,且是舞台动作的记录,足以证实是演出实迹的文字整理和记述。剧题“劝善”,劝什么善?郑本首卷《副本开场》唱词表明:“词华不及西厢美,但比西厢孝义全”;叶宗春为剧本写的《序》明白说:“感傅相之登遐,则劝于布施矣;感四贞之幽囚,则劝于慈悲矣;感益利之报主,则劝于忠勤矣;感曹娥之洁身,则劝于节烈矣;感罗卜之终慕,则劝于孝思矣”。郑本的主题,除劝孝外,还劝慈悲、布施、忠勤、节烈。

　　祁剧、辰河、湘剧、川剧、绍剧的目连戏,多用高腔演唱。高腔是古老的声腔,保留有许多古老曲牌和舞台艺术。祁剧高腔原始曲牌的80%,保留在目连戏里;打叉、叠罗汉、哑剧、女吊等技艺,台上与台下、角色与观众打成一片和多画面、古老的意识流(如桂支罗汉思凡)等艺术手法,纸扎道具和一些人物造型,也是目连戏所独有。目连戏中还保留有放河灯、祭傩等地方民情习俗。新中国建立后,湖南的老艺人和戏曲工作者多次提出挖掘和研究目连戏,限于政治气氛和经济条件做不成。开放改革以来,条件逐步改善,而老艺人日渐稀少,文化部门才下决心抢救。湖南挖掘目连戏的工作,得到文化部的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率领一批专家到祁阳县,指导挖掘和组织学术座谈会。会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编辑部和湖南戏曲研究所合编了《目连学术座谈会论文选》。参加会议的专家和戏曲工作者都说开了眼界,得到启迪,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几年间从国内到国外掀起一片目连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到美国参加目连学术座谈会后,写了短文《“目连热”之我见》,发表在198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说:“目连戏几乎包容了天地间的各种事物。其中既有哲理,又有人情;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生活中的真事,又有民间传说……目连戏把戏曲意识和民俗意识编织在一起,使戏剧文化、宗教文化高度融合,造成多元文化的集结。这样的格调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乐意接受的。”作为文化遗产的目连戏,内涵丰富。

　　我有幸参加了祁剧《目连救母》的发掘和演出的组织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责任编辑:杨建

　　出自: 《艺海 》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