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中国宗教学会年会论点综述

　　2010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中国宗教学会年会论点综述

　　雷春芳

　　2010年6月29日至30日，由甘肃省委统战部、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的2010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暨中国宗教学会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采自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宗教若干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国家民委研究室、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等有关部门人员出席会议、参与研讨。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探讨

　　近年采，随着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日益活跃和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学者们既探讨了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要意义，也结合实际交流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深入思考，也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系统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必须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宗教的问题》一文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分别就中国宗教的性质、存在、管理及无神论实践等四个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一、关于中国宗教的性质。文章指出，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看到其宗教分析背后的社会分析。脱离社会谈论宗教、批判宗教的宗教观，本身只能是一种颠倒的宗教观。不能机械地、形而上学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来认识和界定当今中国宗教。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旧社会，有必要看到和批判宗教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功能，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则应该转换视角，看到并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的正面意义和积极功能。今天认识中国宗教性质，应该是基于文化哲学而不是斗争哲学，提倡和谐理念而不是冲突思想。二、关于中国宗教存在。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性质与19世纪的西欧有着制度上和时代上的本质不同，应该从一种“常态”来审视当代中国宗教存在的“根源”，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在当代中国是非常自然、正常的过程，因此要使当代中国的宗教存在和发展问题真正“脱敏”，不必人为地“政治化”，不必过度紧张。三、关于中国宗教管理。文章指出，由于理念和观点不同，目前的宗教管理有不同的模式。一是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下的开放式管理，但这种模式可能出现“一放就散”、 “一散就乱”的问题；二是正视并保持目前“政主教从”的传统，把宗教严格地纳入政府实际且严格的管理之中。这种模式要求宗教与政治之间积极的互动、协调并达成高度共识。但这一模式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认真系统透彻地研究和思考。三是坚持党政与宗教组织的本质不同，派出党政官员进入宗教团体进行管理。文章认为，真正有效的管理关键在于理论认识上的把握和突破，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四、关于无神论实践。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宗教看作“私人的”事、必须以无神论来与宗教展开“思想斗争”，但这种“斗争”必须根据宗教所依存的社会来具体分析。无神论宣传应该是说服、引导和教育，必须服从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和社会事业的大局，但不能被强调、突出到其不应有的高度和重要性。

　　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副主任裴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文指出，当今世界，宗教在国际国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宗教观，是我们观察宗教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开展宗教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搞好宗教研究的基本科学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宗教问题，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宗教领域的新特点、新趋势，才能防止对待宗教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才能保持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正确方向。当前，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重要的不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寻章摘句、引经据典，而在于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把握其历史唯物的基本原则、科学辩证的基本方法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周宁、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沈桂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一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82年19号文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原则正式确立；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明同志正式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目标体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路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容是围绕科学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而构建的，主要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本质及其表现的理论、关于宗教工作根本宗旨的理论以及关于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理论等三个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我党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经验的理论结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龚学增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概念、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初始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是发展和曲折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阶段。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及有关部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逐步深入、系统，为其中国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内在逻辑包含基础层次和应用层次两个方面，其集中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文章强调，在新时期新阶段，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中央党校宗教理论室副教授蒲长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述评》一文，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对此理论体系尚可发掘的理论空间作出评析。文章认为，学术界在正确理解、评价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观点方面还有一些争议，但在整体上坚持了从文本原意出发、从思想整体出发和从历史背景出发的研究原则；学术界对于文革期间宗教工作失误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分期、定位和评价，学者们对关键性转折点的把握比较一致和清晰，但在用什么标准对各个时期作具体定位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对“宗教五性”理论的讨论体现了从哲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不同视野，而对“五性”和“三性”的争议除学术因素外也折射出现实层面的一些矛盾。此外，对19号文件理论创新的归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概念体系构建，学者们各有特色又互有异同。文章认为，当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政策历史脉络的梳理较为充分，理论内在关系的分析不足；二是相关背景材料的收集较为全面，素材恰当合理的整合不足；三是政策工作语言的解析较为深刻，学术范畴命题的抽象不足；四是理论政策实践的衔接较为紧密，体系容纳开放的程度不足。

　　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阿巴白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的新发展》一文，系统归纳总结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成果，深入阐述了改革开放以采，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下发的1982年19号、1991年6号、2002年3号三个文件的内容。文章指出，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将全面贯彻这一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内容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体系。

　　．二、政教关系及宗教工作探讨

　　除了理论层面的研究，学者们还从宗教工作的层面进行了探讨，政教关系问题是关注较多的议题之一。从研讨情况看，既有对国内政教关系问题研究的综述和评介，也有对我国当代政教关系的解读和归纳。此外，学者们还结合宗教工作实际，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及其实践情况进行了阐释和研究。

　　四川大学教授闵丽《国内政教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文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教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论。文章指出，近年采随着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趋势的日益强化，宗教越采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政教关系问题也日益引起政、学、教三界的广泛关注。虽然目前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宗教与政治同构性、同质性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因而影响了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建议对策的有效性。文章指出，宗教与政治在思想、组织等方面具有相同的构成要素，具有同构性；宗教与政治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吸引、凝聚社会力量，都是具有控制力的社会权力组织，具有同质性。这两个特点使得政治组织与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相处方式、互动规律以及功能转化等都面临一系列难题。研究政教关系，必须分析两者相生相克的根本原因，厘清宗教与政治的共性问题，这是处理各种相关事务的理论认识前提。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贾东海、马毓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教分离的论述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政教分离原则的论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立了科学的宗教观，并在领导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主张政教分离，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反对不恰当的宣传，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理好政教关系，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抑制宗教消极因素的增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甘肃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马亚萍《党的“多元信仰和谐文化”理论在中国宗教领域之实践》一文指出，我国的“政教分离”管理模式和“多元信仰和谐文化”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教和谐关系”的理性实践范式o“多元信仰和谐文化”理论的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主要体现在“政教分离”体制的确立；其次是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主要体现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再次是社会文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创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

　　甘肃省民委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海龙《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学习和贯彻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一文，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体会，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宗教问题的关键是群众性，因此，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宗教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因此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关键；科学发展观要求处理好宗教关系，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因此必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甘肃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马东平、马廷旭《社会转型期甘肃宗教与社会和谐调查研究》一文结合实地调研，对社会转型时期甘肃省宗教与社会和谐的状况、影响宗教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以及保持宗教与社会和谐的创新制度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文章认为，调研发现，甘肃省宗教与社会、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关系比较和谐，影响甘肃省宗教与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既有宗教问题自身复杂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宗教事务管理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反映了民族宗教问题背后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文章还以夏河县和临夏县刁祁乡为例，考察了基层工作部门促进宗教与社会和谐的实践经验。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康春英、马芝君《对当前如何充分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积极作用的若干思考—尸以伊斯兰教界上层人士为例》一文认为，发挥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积极作用，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当今世界，不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宗教领袖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号召力、影响力都不容忽视。文章结合实地调研指出，当前基层社会的优秀宗教界人士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推动树立社会新风、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地方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新时期新阶段，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和实践需要，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地做好宗教界人士培养工作，同时加强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管理，更好地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三、传统宗教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探讨

　　宗教与文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范畴。尤其是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三种宗教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融，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此次论坛上，学者们对传统宗教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结合当代宗教的发展状况，对传统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中华文化是解决全球化时代民族宗教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文指出，全球化时代，民族宗教冲突越来越成为威胁国际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中华文化，特别是作为古代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解决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文章认为，中华文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为不同宗教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相得益彰提供了参考；提供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很好地解决了各种文化、宗教体系对最高真理的安顿问题；孕育了“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为世界各宗教信徒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最基本的心理基础；验证了多元参与的宗教实践，为避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冲突提供了现实经验。总体上，中华文化是解决全球化时代民族宗教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程恭让《从天道教化视野看当代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一文，通过对“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考察，指出“天道”是立教的真正依据。认为先秦思想中的天道教化思想，一方面把“教”与天道相关联，体现了中华先民的文化意识归根吴天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并不规定天道的内涵，表现出对天道理解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可阐释性。文章指出，与亚伯拉罕体系一神教相比， “天道教化”似教非教；与近代民族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方式相比， “天道教化”又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政教合一和政教殊途的特别模式：它介于“政” “教”之间，却又保持政教二者不即不离。文章认为，不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中国各宗教在上述教化文化的体验下，或者相互独立，或者相互融合，都发挥着教化功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也逐渐与中华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内在地转变为中华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福建华侨大学教授张禹东、钟大荣《华侨华人宗教与社会和谐——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为例》一文通过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考察指出，华侨华人宗教作为华人华侨的精神家园，以其独特的和谐宽容理念，对促进族群内部社会整合、促进华侨华人与所在地社会和谐乃至华侨华人祖籍与移人地之间和谐等均发挥了独特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东南亚华人宗教出现了宗教活动世俗化、崇拜礼仪理性化、宣教形式简化、宗教组织制度化和现代化等变化，但其具有鲜明的中华性和当地性，对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和共生、对和谐世界的建设等均具有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李四龙《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一文立足于儒释道三家合流过程中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依据历代“三教合流”的言论，分析归纳了儒释道三教关系中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三教平等、三教同归、三教同源，并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处理宗教关系的经验。文章认为古代传统社会儒家的代表有两类，一是封建帝王，一是博学鸿儒。封建帝王从维系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导三教平衡，而博学鸿儒则虽以辟佛道为己任，实际上又暗通佛老，在深层次上会通三教。文章指出，儒释道三家融合会通，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合流，并没有消除三教自身的特点，而是以相似的对话策略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体现了中国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高超智慧。

　　四、宗教对话问题探讨

　　每一个宗教都是一个独立的信仰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对话合作。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宗教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逐步上升，随着因宗教因素引发或有宗教因素参与其中的矛盾冲突不断增多，宗教对话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越来越成为宗教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前沿领域。此次论坛上，学者们也就宗教对话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探讨。

　　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宗教对话的理论动向及其现实启发》一文，在学界已经归纳的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和宗教多元论三种宗教对话观基础上，研究概括出了两种新的宗教对话观，即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并概述了这两种新理论的主旨要义。对二者进行了方法论反思，最后指出二者对我们积极促进宗教关系特别是政教关系的平稳和谐具有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宗教兼容论以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为代表，是一种承认多种宗教并存、取长补短、友好竞争、相互学习、分享真理的对话观；宗教实践论则以美国学者保罗尼特为代表，认为宗教对话要着手于实践，倡导各宗教携起手来共担责任、多干实事、有所作为，否则宗教对话就没有意义。宗教兼容论试图推进宗教多元论，宗教实践论则力求落实宗教兼容论，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理论，将宗教间的多元并存、和谐发展推向实践层面，因而更具有现实启发。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何其敏《“对话”的张力解读》一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大国，民族与宗教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较之单一民族和宗教国家更加复杂。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宗教“对话”的理解，也不能仅限于宗教之间、宗教教义之间，而应该有更多的社会系统参与对话。作者根据多年来对民族地区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实地调查，认为有三个社会体系可以参与到减缓张力的对话框架中，这就是宗教团体、民间力量和政府部门。其中，宗教团体是对话的主体，民间力量则主要参与协调，政府部门则负有管理责任。这三个系统的对话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即官方与民间。从多元宗教文化相处的实践看，由政府、政策层面形成的张力是主要方面，因此政府部门在上述参与对话的三个系统中尤其重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观念上的差异，将会使宗教事务管理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班班多杰《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一文以清代康区著名藏传佛教学者嘉样钦则旺波、工珠元丹嘉措发起的藏传佛教“宗派无偏向运动”为切人点，分析了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对话问题。作者认为， “宗派无偏向”不是不要宗派，而是每个宗派都要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差别性，都要信守自己所遵奉宗派的思想底线不动摇。同时， “宗派无偏向”不是拒绝和排斥与其他宗派的对话交流，而是强调交流对话中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蔑视、轻视其他宗派，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发表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要互相尊重、推己及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形成和谐对话的格局。作者指出，无论从宗教之间对话还是宗教内部对话的角度看，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都是对话性的，虽然“宗派无偏向”的案例只是藏传佛教内部对话的典型之一，但对当代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对话有着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甘肃省宗教局政法出处长马玉海《伊儒文明对话交融的典型及启示》一文以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交流对话的历史回顾为切人点，系统梳理了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创建过程及思想渊源。文章指出，伊斯兰教西道堂是清末民初回族学者马启西尊崇回族学者刘智，以宋明理学和儒学哲理阐释《古兰经》，将伊斯兰教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发扬伊斯兰教“六大信仰”、“天命五功”等基本教义，以早期伊斯兰教“乌玛”制度为蓝本，结合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而创立的。西道堂的历史及社会实践活动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是伊斯兰教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不断适应各种文化习俗、融人当地传统文化，对当前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一定现实意义；二是伊斯兰教提倡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高信教群众文化素质、增进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理解交流具有现实意义；三是西道堂的创立受伊斯兰教早期“乌玛”宗教公社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模式的启发，是伊儒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四是各民族、各宗教之间友好和睦，是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五是伊斯兰教主张“今后两世”并重，倡导“两世吉庆”，对调动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五、伊斯兰教向题探讨

　　此次论坛上，伊斯兰教是学者们关注最多、论文最集中的宗教之一。借助西北地区独特的学术研究氛围，学者们就伊斯兰教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既有对当代国际伊斯兰教发展趋势的介绍，也有对当前伊斯兰教工作的思考；既有对朝觐工作的深入研究，也有对地区伊斯兰教的实地调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燮藩《当代伊斯兰教发展的新趋势》一文，认为当代伊斯兰教的问题要从18世纪谈起，因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伊斯兰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变和复兴的时期o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虽然激发和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改革和伊斯兰世界的民族独立，但主要是一个吸引知识精英阶层的运动，没能对伊斯兰教做出一个系统的现代解释，也没能建立一个有力的组织去宣传和实践其主张。

　　宁夏大学教授孙振玉《构建和谐社会伊斯兰教需克服什么》一文通过对伊斯兰教教义特点及发展现状的分析总结，指出了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调研案例，对促进伊斯兰教内部和谐，发挥伊斯兰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一是要在伊斯兰教信仰的刚性原则下，提倡求同存异；二是要在伊斯兰教教派分歧的情况下，提倡宗教宽容；三是要在伊斯兰经济消费活动中提倡适度合理；四是要在伊斯兰达瓦宣教活动中杜绝极端做法。文章还介绍了伊斯兰达瓦宣教活动的产生背景、在国外的活动情况以及在国内的发展情况等。文章指出，伊斯兰“达瓦”宣教活动在认识和管理上都是一个难点，当前其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张世海《外合内谐践行理想——论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与构建和谐社会》一文从西北地区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团体以及伊斯兰教教育等方面介绍了西北伊斯兰教的现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西北穆斯林聚居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文章指出西北穆斯林聚居区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贯彻宗教政策中遗留有一些新老问题，穆斯林群体内部以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及现实矛盾，国外伊斯兰思潮的影响，朝觐难与零散朝觐的问题，以及教职人员队伍不足、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对此，文章也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进步；二是充分挖掘弘扬伊斯兰教和谐思想；三是加强文化交流，提倡理解和宽容，促进内部团结；四是充分发挥伊斯兰教协会、宗教界上层人士以及基层教职人员的积极作用；五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及时稳妥解决新老问题；六是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七是妥善处理教派矛盾；八是加强宗教界人士队伍建设。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尹伟先《中国穆斯林朝觐研究》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穆斯林朝觐的历史及现状，分析了朝觐对穆斯林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对朝觐费用的实际调研，分析了朝觐中的经济问题。文章指出，目前经过多方长期努力，我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已经走向规范、有序，呈现出健康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有组织朝觐名额紧张，零散朝觐问题突出，重复朝觐容易引起内部矛盾等；鉴于此，文章就进一步规范朝觐管理提出了建议：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朝觐观念，加强法制、制度保障；二是坚持“有序朝觐、文明朝觐、平安朝觐”；三是严格审批手续，加强朝觐组织管理；四是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服务意识；五是发挥哈吉的模范作用。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马明良《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理念及其现实意义》一文指出，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理念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穆斯林具有朴实而深厚的“热爱家园”思想，主张“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各民族一家亲的和睦关系，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重视教育注重培养优良国民、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等优良传统。这些内涵和传统，在新形势下对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而中国穆斯林精英百年前提出的“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的重学理念，对增强我国的文化力也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新疆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周应斌《浅析新疆伊斯兰教的特点》一文指出，新疆伊斯兰教受突厥文化影响，信徒以维吾尔族为主，不同于受汉族影响较大、以回族为主体的内地伊斯兰教：一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新疆伊斯兰教对政治、政权等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二是伊斯兰教与民族风俗习惯融合程度深，现实生活中民俗与宗教难解难分；三是群体性活动多，宗教对基层群众的影响力很大；四是信仰虔诚度高，受文化教育等因素音响，信仰中的盲从性问题突出；五是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交织程度高。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对做好新疆伊斯兰教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要结合实际，重视和加强对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和推进新疆伊斯兰教本土化建设，把伊斯兰教从“三股势力”的蛊惑中摆脱出来，将被“三股势力”扭曲的教义观念扭转过来；三是加大解经工作力度，解经是解决盲从性的关键，也是引导新疆伊斯兰教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关键；四是做好政策层面的定性把关，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

　　六、藏传佛教问题探讨

　　藏传佛教是此次会议关注较多的另一个话题，虽然论点比较分散，但学者们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结合不同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毕华《关于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藏传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一文，通过对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和近代欧洲政教合一制度废除情况的比较研究指出，近代欧洲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是欧洲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与之相比，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缺乏宗教内部、信仰人群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自觉过程，更多的是靠民主改革等外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藏传佛教新秩序的建立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至今尚未完全走出困境。在此背景之下，受近半个世纪以采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藏传佛教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文章指出，如何在尊重藏传佛教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当前藏传佛教发展实际，引导藏传佛教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是当前关系藏传佛教发展和藏区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藏传佛教的改革需要宗教界、信教群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推动和努力，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当前尤其要避免一些操作层面的具体政策失于长远战略的问题，避免简单化处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刘成有《略论内地藏传佛教的当代传播及其特征》一文指出，当代内地藏传佛教的传播，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其在表现上既有寺院点面结合的“显性”存在，也有类似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隐形”存在，既有满足一般信众感性需求的“密宗”佛教，也有满足高层次知识分子需要的“显宗”佛教，总体上，内地藏传佛教的当代传播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文章指出，目前在内地传播的藏传佛教派别主要是宁玛牌、噶举派和格鲁派，萨迦派和觉囊派影响力相对较小。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既受“西藏热”的推动，也与传教活动密不可分，其传播主要集中在城市，信徒多为有文化的商人、大学生等社会精英人士。文章以浙江三门多宝讲寺为例，分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主要特征：一是重视理性，致力于提高佛教修学人员的理论水平；二是强调方便，常年开设各类课程；三是注重宣传，积极组织图书编排和流通。

　　甘肃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辛刚国、杨泽明《藏传佛教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当前藏传佛教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报纸电视等媒体覆盖不够，核心价值体系等主流文化宣传不到位；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体制不健全，难以做到系统、持久；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等。对此，作者建议：一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深层次思想适应的政治基础；二要充分发挥藏传佛教代表人士的积极作用，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三要推进藏传佛教的变革，积极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要制定系统的适应藏传佛教代表人士要求的培养规划；五要加强和改善党对藏传佛教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指导和领导；六要充分发挥佛教协会的功能，加强汉藏佛教的交流交往。

　　此外，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才让《藏传佛教表演金刚法舞的意义之探讨》一文通过对藏传佛教金刚法舞表演的系统考察，分析了金刚法舞的重要意义；傅千吉《白龙江流域藏区佛苯信仰的不同形式及其意义》一文对甘肃省甘南州白龙江流域佛教信仰和苯教信仰的形式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在白龙江流域这一相对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制度化的藏传佛教和民间性、原始性的苯教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外部原因和内在机理。

　　七、其它宗教现状与问题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主编黄夏年《关于大陆与台湾佛教学术文化交流的感想》一文结合作者在台湾讲学过程中与台湾学术界和佛教界交流对话中的实际体验，对台湾佛教及大陆与台湾佛教学术文化交流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文章认为，台湾本地的佛学研究和教学，更注重台湾佛教史，即台湾学者所指的“日据佛教”，而对民国时期大陆佛教对台湾的影响以及日据时期大陆佛教的发展情况则相对淡漠。鉴于民国佛教史在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作者提出应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系统深入的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加强与台湾学术界的交流。尤其是在台湾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本土“去中国化”现象不断抬头的背景下，更要加强两岸佛教界、学术界的交流交往，扩大大陆佛教界、学术界在台湾的影响力，通过学术的和宗教文化的民间交流，不断加深加强两岸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文化》副主编郑晓筠《试论中国南传佛教的宗教管理模式》一文指出，南传佛教之所以成功融人世俗生活中，在少数民族社会领域有序发展，与其独特的宗教管理模式密不可分。南传佛教不仅有僧团组织的管理模式、佛寺佛塔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还有独特的金字塔型的波章管理模式。文章指出，波章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具有动员社会资本管理佛教社会事务的能力，这是南传佛教社会管理系统融人世俗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此外，南传佛教事务管理的具体问题还依赖于村寨等各级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方社会精英。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特点即在于，将管理重点放在基层，以僧阶制度管理区域佛教，同时将宗教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文章认为，有序的基层宗教管理是南传佛教发展的主要保障，而将宗教管理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则是南传佛教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管理体系妥当地处理了佛教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有序整合了佛教资本与社会资源，有效促进了南传佛教与社会的和谐。

　　四川大学教授李刚《走向未来的道教研究》一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道教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在充分肯定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道教研究的明显不足在于缺乏良性的学术批评、学术对话和互动，具体研究中大多各自为阵，集体攻关的意识越来越微弱。鉴于此，文章从重要人物研究、道教音乐与科仪研究、典籍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研究、生态思想研究、道书语言研究、国外研究译介、道教与民俗研究、道教考古研究、道教与儒佛关系研究以及道教养生文化研究等11个方面系统分析指出了未来研究中需要继续关注的主要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谢路军《道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策与新动向》一文，列举分析了当前道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文章指出，当前部分道教宫观庙产归属存在争议，影响了宗教和谐；正一派道士身份确认标准不明、界限不清，给管理带来了难题；道教内部管理组织不健全、内部不团结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道教内部的和谐；道教教育跟不上道教发展的需要，不利于道教的有序发展；道教文化资源开发或者不够、或者过渡，不利于道教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道教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是信仰道教的原因多元化、群体趋向年轻化、企业家信仰道教现象突出；财神信仰空前高涨，术数信仰呈上升趋势；道教文化的载体功能日益凸现，道教与社会生活的接触更加密切；道教学术研究日益深入；道教心灵治疗功能日益凸现等。

　　四川大学教授陈建明《汶川地震赈灾与中国基督教的新动向》一文通过对汶川地震中中国基督教界赈灾实践的考察，分析了中国基督教的新动向。文章指出，通过赈灾活动，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大规模地在世人面前亮相，赈灾活动也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力，调查显示一些地方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出现显著增长；与此同时，所谓“家庭教会”则通过志愿者身份走向公开化。文章指出，赈灾是现代政府的职责，但国家赈灾并不能全面兼顾，民间公益慈善力量大多选择政府一时顾及不到的冷点和盲点，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对政府而言，要处理好政府救灾与宗教团体救灾的关系，形成良性互补；对宗教组织而言，也要思考研究紧急赈灾与长期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宫玉宽《中国少数民族基督教会之比较研究》一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西南苗族和东北朝鲜族基督教会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在文化形式上，少数民族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实现了基督教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主要是文字和歌舞)的统一，但在不同的民族中，基督教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性；在伦理思想上，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伦理都是作为一种先进的伦理，但在基督教伦理与少数民族伦理的结合上，各民族又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在风俗习惯上，少数民族在接受基督教后，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节日，但一些风俗习惯却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改变；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问题上，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而基督徒的民族认同程度则取决于这个民族本身的民族认同程度，总体来看，基督教对民族认同的作用是双重的。

　　山东大学教授傅有德《论犹太人的尚异特性》一文指出，尚异是犹太人的特征，它蕴藏在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中，体现在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和现实中，犹太人求异、尚异的目的在于是犹太教区别于异教，并借以使犹太人区别于异族。犹太人的尚异和特立独行，在理论上源于《圣经》中自由、平等的价值，源于与众不同的唯一神信仰。文章认为揭示犹太人的尚异特性，对普遍具有尚同意识的中国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看，此次论坛参加学者众多，涉及议题广泛，非常契合“当代中国宗教若干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研究”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论坛不仅重视理论探讨，活跃了宗教学术研究，而且着眼于宗教工作实际，为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和推动宗教工作提供了助力。诚如论坛主办方所强调：加强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新时期新阶段，要在民族宗教学术研究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宗教实际情况和实践需要，把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作为根本点，把贴近实践、服务决策作为立足点，紧紧围绕民族、宗教领域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要把加强研究成果转化作为着眼点，以各种形式，发挥好理论研究服务工作实践的作用，不断开创民族、宗教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此次论坛强烈呼吁，学术研究要立足民族、宗教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强对新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在服务民族、宗教工作实践中发挥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