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敦煌文化

　　灿烂的敦煌文化

　　作者:张涌泉

　　敦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之一,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这样说过:

　　敦煌和莫高窟对于我来说,就如同一个富有传奇和梦幻色彩的世界,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

　　第一部分,敦煌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敦煌的地理位置。敦煌位于我国甘肃省的西部,在河西走廊西端,处在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所以从这里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可以跟内地长安联系起来,长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的国都。向西,可以和我国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南亚直至欧洲地区联系起来。所以敦煌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的中转站。所以汉武帝以后,先后在这里建了两座关城,即玉门关和阳关。我们从玉门关看过去,就是一片茫茫大漠,一片很辽阔的沙漠。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说: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第二部分,莫高窟

　　刚才我们说过,敦煌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的中转站,商品贸易十分繁荣,物质文明的发达必然引起和促进精神文化的繁荣。当经过长途跋涉的商人来到敦煌后,他们在精神上或心理上需要有所寄托,于是莫高窟诞生了。

　　莫高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之一。敦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我想一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个莫高窟。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多公里的鸣沙山的崖壁上,隔宕泉与三危山相对。莫高窟东侧有一片坡地,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敦煌四周都是沙漠,但是很神奇的是莫高窟是一块绿洲。

　　敦煌为什么会有一个莫高窟?这是跟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的。河西走廊很长,敦煌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出了敦煌就是漫漫戈壁。从汉代开始,求神拜佛、到西天取经的人,或者从事中西贸易的人,到了敦煌以后,经过河西走廊的长途跋涉,很累了,就要休息,重新准备粮水;西域过来的人经过了沙漠,也需要休息,需要找一个精神寄托。因此产生了莫高窟,莫高窟主要是佛教徒发愿、修行、礼拜的处所。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其后经过千余年的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其中有壁画、雕塑的洞窟有500多个,总计雕塑3000余身,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的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如果搞艺术的人没有到过敦煌,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要顶礼膜拜的地方。

　　敦煌壁画主要是指跟佛教有关的、在洞窟四周所绘的佛画,包括佛教人物画、佛传故事画、供养画、装饰图案画等,内容丰富多彩。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达50平方米,是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佛教故事画有具体的情节,有的壁画上有文字说明。

　　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现存彩塑3000多身。敦煌彩塑的主要形象是各种佛像、菩萨像、弟子像及飞天等。这些施以彩绘的塑像,有三十多米高的巨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像,丰富多彩,姿态各异。彩塑与四壁的绘画辉映、呼应,相得益彰,达到了整窟艺术的和谐统一,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价值。

　　第三部分,敦煌文献

　　刚才我们介绍了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确实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宝库,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真正使敦煌莫高窟名扬世界的,开始时倒不是敦煌壁画和彩塑,并不在敦煌艺术本身,而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即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的发现。只有敦煌文献的发现,才使敦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地方。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文,甲骨文离我们有三千多年了;西北简牍,简牍就是写在竹片、木片上的文字,大概是秦汉时代的;然后就是敦煌文献;还有一个是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四大发现中,从时间跨度之长、内涵范围之广来说,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为深远。

　　一、发现

　　敦煌文献的发现时间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是莫高窟一个道士发现的,叫王圆箓(约1850-1931),湖北麻城人。当时王道士管理莫高窟,莫高窟后面是鸣沙山,风把大沙漠的沙吹来,在莫高窟埋了很深很深的沙。他通过化缘有了些钱,然后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底层洞窟中的积沙,沙被搬走以后,这个洞窟就失去了一个依托的力量,裂了一条缝,结果他就发现了一个洞中之洞,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莫高窟藏经洞。现在编号是第17窟,是16窟的耳室,16窟是一个大洞。

　　二、流散

　　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生不逢时”,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最为昏暗的年代。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正是战争频繁之时。所以敦煌文献发现不久,就陆续遭到国内外“探险家”们的“垂顾”。

　　最早来莫高窟盗宝的是英国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3月到了莫高窟,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共得到了14000件左右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主要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现在一两银子相当于200元人民币,200两银子相当于40000元人民币,40000元人民币拿到14000件左右的文献。

　　第二个到敦煌的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熟悉中文。1908年2月25日他到达敦煌莫高窟,在藏经洞中以500两银子的代价,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主要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500两银子比斯坦因多一倍多,只拿走了7000件敦煌写卷,表面看来好像伯希和出手的钱比较多,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斯坦因是不懂中文的,拿的时候也没好好挑过,王道士给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但伯希和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也就是说他是识货的,所以我们看看伯希和拿走的,佛经的东西很少,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之类的很多,价值很高。斯坦因只是看看一些比较完整的就拿走了,而那些比较完整的往往就是佛经,很多佛经有很多复本,比如同一个《金刚经》,敦煌文献里可能有几千个卷子;而伯希和拿走的是他精选过的卷子,所以不要看看只有7000件,但是价值不比斯坦因的低。

　　伯希和以后是一个俄罗斯的东方学家鄂登堡。他来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1914年到1915年,鄂登堡率领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来敦煌活动,获得约18000多件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现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他挑选的比较多的是碎片,当然也有一些是完整的。当时的敦煌卷子有很多已经流散到民间了,他在民间收购了很多。

　　后来美国的华尔纳在1920年左右到了敦煌。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文书了,他就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把壁画粘走。所以现在哈佛大学里就有敦煌的壁画。

　　三、敦煌文献总数

　　敦煌文献的总数大约有6万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件;英国图书馆13677件,我们刚才说是14000件,因为其中有一些是绢画,不是藏在图书馆的;法国国立图书馆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9460件。此外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公私的收藏。日本的收藏最多,具体有多少我们看不到,数目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美国一些重要的高校、博物馆也有一些收藏。

　　四、敦煌文献的基本面貌

　　敦煌文献的语言不完全是汉文,有很多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文字,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吐火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莱文等。而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现在已经失传了,只有在敦煌文献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少数民族的古文字。

　　我们看一下敦煌文献的一些版式,它主要为手写本,也有少部分为刻本。我们知道,刻本主要是北宋以后,才开始流行开来,宋代以前基本上是用手抄的——当然唐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版刻。敦煌文献里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版刻古书,其中包括传世最早的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刻本(S.刻本002号)和《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俄дх2880号)。经过专家考证,唐大和八年,就是公元834年,所以假如专家考证可靠的话,《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版刻文献了。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敦煌文献的时间。最早为西凉“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406)戌时,比丘德祐于敦煌城南受具戒”题记的《十诵比丘戒本》(S.797号图版),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Ф.32B图版)。时间跨度大概有600多年。后来就没有文献了。

　　五、封闭之谜

　　根据敦煌文献的时间,我们推测藏经洞的最迟封闭时间大概在11世纪初。至于封闭的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迷。中外学者作过许多推测,主要可以分为两种:“避难说”和“废弃说”。

　　所谓“避难说”,是说因为遭到某一外族的入侵,引起佛教徒的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措施。后来由于那些和尚去世等原因,藏经洞就没有人知道了。至于具体到什么外族,学术界就没有定论了。

　　另外一个“废弃说”,就是说藏经洞里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就像现在因为自身空间有限,图书馆要把一些过期的书清理掉。所以有人认为当时是把一些失去实用价值的东西归置到了洞窟里去。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可信,因为藏经洞里有很多宝贝,即使在当时来说,很多也都是很完整、很有价值的。所以“废弃说”也是说不通的。

　　因此具体为什么而封闭,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

　　六、敦煌文献的价值

　　1、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

　　中国的学术史,我们的历史,因为敦煌文化的发现,许多地方都要改写。莫高窟藏经洞相当于唐代的一座图书馆,敦煌文献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不仅仅是文学、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甚至是法学、经济等都有,所以它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2、更为可贵的是,它展示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面貌

　　我们现在传世的许多古书,大抵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的,反映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普通老百姓的历史。因此它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3、保存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

　　我想敦煌文献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如,藏经洞收藏的主体是佛教经典,约占总数的90%左右,包括大量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佚典。

　　比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老子化胡经》、《秦妇吟》,很早都有记载了,但或没有流传下来,或没有完整的写本,或被疑为伪经。但是在敦煌文献里都看到相应的经本或写本。

　　4、有助于传世文献的校勘

　　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另外有些敦煌文献中还有这些古书的或多或少的引文,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原貌、真相。

　　李白的《将进酒》,我们读了几千年,都没有发现里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古诗都是讲究押韵的,而李白的诗歌是换韵的,几句诗以后就换韵,韵脚是不一样的。转韵时第一句的末字通常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韵。但“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个例外,不符合规律了。敦煌写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则正合韵。同学们也许会提出疑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经典啊。确实是经典,也是这首诗的亮点,但是它不符合这首诗押韵的特点,因此很可能是后人改的,虽然在意思上是改得好的。

　　5、有助于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由于时间的悬隔,或文献资料的不足,古代的许多典章制度后人感到很隔膜,一些字词的来源今人也觉得不甚了了,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中国”的“国”,繁体字本作“國”,简化字“国”是怎么来的?以前有人说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大概在三四十年代“国”字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写了。所以日本人对此是很津津乐道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字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字。我们从汉代开始就有这种简化的写法,《正名要录》图版中“國”下载俗字作“囯”,是一个会意字。中国人写字的时候有个特点,给没有点的字加上一点,没有撇的字加上一撇,“国”的“口”里起初是一个“王”,后来被加上一点就是“玉”了,并且“玉”在古文字里也是没有点的,跟“王”差不多。因此“国”字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在敦煌文献里发现了这种写法,斯坦因541号《毛诗故训传》图版中《邶风·式微·小序》:“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即已用“国”字。我们至少在唐代就这样写“国”了,日本的写法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刚才讲了敦煌文献的价值,当然我只是举例性的。敦煌文献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进行研究。

　　第四部分,敦煌学研究

　　一、研究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以中国、日本研究的人最多。敦煌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美国、英国、俄罗斯都在研究敦煌学,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材料;我国大陆也有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如甘肃学者的敦煌地理、石窟壁画研究,北京学者的敦煌历史及民族语言研究,杭州学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的整理,各有特色。

　　这里特别讲一讲浙江的学者、包括绍兴的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浙江和敦煌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是浙江学者和敦煌有着不解之缘。近一个世纪以来,一大批浙江学者为敦煌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为祖国为浙江赢得了荣誉。最早的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有名的艺术家,是浙江杭州人。常书鸿后面的一个院长段文杰,是四川人。段文杰之后的院长樊锦诗,又是杭州人,非常有名,他们把她叫做“敦煌的女儿”。三任领导,两任是杭州人,现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很多学者也都是浙江人。绍兴作为文献名邦,人才辈出,敦煌学的发展史上同样留下了绍兴人深深的印记,这里我举两个人:

　　最早对敦煌藏经洞文献作记录、考订的,是浙江绍兴人叶昌炽。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公元1904年10月13日,时任甘肃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的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画像,并作了简要的考证。敦煌学界通常把他的这一记载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发端,因此敦煌学研究最早也是从绍兴人开始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大学者,罗振玉,浙江上虞人。罗振玉可以说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研究的面很广,包括甲骨文、历史、地理、敦煌学。他是最早写文章介绍敦煌文献的,1909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最早介绍敦煌遗书的论文。

　　罗振玉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伯希和拿走敦煌卷子后,对敦煌卷子的价值如何,他心中没有底,于是挑选了若干卷送到北京,请罗振玉、王国维等鉴定。罗振玉看了这些敦煌卷子以后,发现其价值不得了。他们问了伯希和以后,得知敦煌藏经洞里还有不少,所以罗振玉马上告诉当时的教育部长,把这些卷子从甘肃运到了北京。如果不是罗振玉他们最早注意到敦煌文献的价值并吁请学部加以保护,现在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可能就没有这16000件左右的敦煌卷子了——后来不是俄罗斯人、日本人又去了吗?所以罗振玉在敦煌文献的保护方面立了大功。

　　当然罗振玉在政治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派,但不管怎样,他在学术上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学术大师。

　　二、影印

　　敦煌文献内容起初在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是看不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英国、法国和中国先后将各自收藏的大部分敦煌文献摄制成缩微胶卷。

　　《敦煌宝藏》,黄永武主编,16开,共有140册;《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有14册;《俄藏敦煌文献》,共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约100册,已出版7册;《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这些书都陆陆续续地出版了,都很贵,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一本就要人民币2000元,所以有人说敦煌学研究是一门“富贵学”。

　　上述大型图书的出版,为各国学者查阅敦煌文献更清晰的影印本提供了条件,不过这些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也很杂乱,加以价格昂贵,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由于敦煌文献主要是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读者阅读更是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目前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重新编排,并加以整理校录,希望编纂成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比如把英国博物馆的、法国博物馆的敦煌卷子,分门别类地用我们现在通行的繁体字整理起来;如果其中有错误的话,加以纠正。这本书出版的话,对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推动。同时,我们还想建设敦煌文献的多媒体数据库,使敦煌文献成为世界各国各个学科的学人都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后你在家里,要看敦煌文献里李白的诗,鼠标点一下,经过我们整理的李白的诗就出来了;如果你觉得我们整理的文本有错误,点击一下,原来的文本也出来了。这样大家以后利用起来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