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在斯里兰卡

　　法显在斯里兰卡

　　Prof. K.N.O.Dharmadasa[1]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是海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古来就吸引了众多来自东西方的旅行者。在古时候，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引人入胜之地。这里的宝石和珍珠非常著名，还生产优质的香料。这样，斯里兰卡就成为了繁忙的贸易活动中心。除此以外，当时被称为狮子国（Sihaladipa）的斯里兰卡还是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这也让她名声远扬。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了斯里兰卡。最初是通过一代代僧侣的口口传送保存下来。200年之后，这些教义首次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从而确保了文本的正确和真实。斯里兰卡从此被视为保存了最纯净佛教经典的地方，以佛法之岛（Dhammadiipa）而闻名。斯里兰卡也因此成为很多求法旅行者，尤其是那些希望了解佛祖最原始的佛经的人心目中的圣地。当我们回顾这一类到访斯里兰卡的人名单的时候，中国僧人法显排名非常靠前。原因就是法显对于佛教信仰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关于斯里兰卡佛教社会的宝贵资料。

　　上座部大藏经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斯里兰卡，此后由不同流派、擅长不同分支佛法经典的“说法师”（bhanaka）通过口传心授传承下来。这些口传下来的经典在公元前1世纪被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事件。因为在印度，也就是佛经的发源地，佛祖的教义很快就将要消失了。这样，将佛教大藏经记录下来就被称为“僧伽罗人民对于人类知识遗产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 Paranavitana, 1959 :268).

　　斯里兰卡不但保存和传承了佛陀的原始教义，还保存了一批价值非常高的经论。这些经论于公元前3世纪和原始教义一起传入斯里兰卡。后来，僧伽罗僧侣定期将自己的经论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填加到经论之中，从而扩大了经论的规模。这些佛经和经论成为一笔宝贵的宗教和知识财富。到5世纪，有两个外国饱学僧侣受到感召，来到了斯里兰卡，他们就是来自中国的法显和来自印度的觉音（Buddhaghosa）。这两个人碰巧都于摩诃那摩国王（Mahanama，406 – 428)统治期间来到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作为佛陀教义保存地的声名在亚洲影响深远。生于印度、并且在印度剃度出家的觉音法师就被自己的老师要求到斯里兰卡来，原因是“印度没有保存经论，也没有不同佛教大师的教义传承。但是斯里兰卡有摩揭陀（Mahinda）法师最初从印度带来的经论，后来翻译成岛国的语言……到那里去研究这些教义和经论吧，这样可以惠及他人。” (大史, 第37章，第228-30颂)。 佛教在斯里兰卡的繁荣还有一个事实佐证，即当中国希望建立比丘尼戒的时候，是斯里兰卡提供了支持。摩诃那摩国王亲自将中国需要的比丘尼送来，并帮助在中国建立了比丘尼戒 (Weerasinghe, 1995: 57)。

　　在那些访问过斯里兰卡的外国高僧大德之中，觉音和法显是显著名的。尤其是法显，他来到斯里兰卡时年岁已高，却不畏种种艰难险阻，其求法的勇气和坚韧的态度让人怀念和敬佩。法显以65岁的高龄从中国出发，走上艰苦的旅程，收集那些希望带国的佛教经典。他在斯里兰卡备受尊崇。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著作已经多次被翻译成僧伽罗语而得到证明。在宝石城附近的圣足山上，有传说是佛陀留下的足印。在通往圣足山的途中有一个山洞。据说法显曾经在此山洞中留住过一段时间。现在这个山洞以“法显洞”而闻名。这也可以说明法显在斯里兰卡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为了说明法显在僧伽罗人之中受到尊崇的程度，我想引用两位僧伽罗学者的文字。他们曾经把法显的著作翻译成僧伽罗文。

　　“在旅途之中，一些曾经和法显一同出发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退却了，返回了中国。一些人在半途不幸身亡。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印度。法显就剩下了孤身一人。但是这位伟大的英雄下定了决心，绝不半途而废，终于抵达了斯里兰卡，并且停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得到了自己寻找的书籍，乘船返回中国，并回到建康。从出发至此，期间已经过了14年…法显于86岁离世。这位伟大的僧人，这位百折不挠的菩萨，将他的心灵奉献给了佛教，用他的光辉人格树立了楷模。” (Fa_Hsien, Sung-Yung Denamage Gaman Vitti Balangoda Ananada Maitreya Thero, Maharagama, Saman Press, 1958, p.ii)

　　上述文字来自已故的高僧Balangoda Ananda Maitreya Maha Thero。他是现代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受总重的僧侣之一。下面的引文来自贾亚瓦德纳大学名誉教授Wimal G. Balagalle所翻译《佛国记》的介绍。

　　“法显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意志坚定、品格坚强，不达到目标就不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法显所取得的成就在古代旅行家之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媲美。所有看到法显的传记的人都会认识到，他从行程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的自我牺牲精神让全世界都获益匪浅。他不但对中国也对全世界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Fahienge Deshatana Vartava, Prof. Wimal G.Balagalle, (1957) Second ed. 1999, Boralesgamuva, Visidunu, p.21).

　　上述看法出自两位著名斯里兰卡学者。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学者们如此推崇这位古代的中国旅行家，以及为什么他们认为应该将法显介绍给那些可能还不太了解法显的成就和贡献的当代读者。阅读法显的游记，我们能够深刻感觉到，法显在所经历的30多个王国中遇到虔诚僧人们的时候都饱含尊崇之情。同样，斯里兰卡学者们也讨论法显对佛陀教义的虔诚、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所拥有的勇气，以及法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百折不挠的信心。

　　“法显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之后，他并没有立即返回故乡去会见亲朋好友。他直接去了建康，并且在一个叫做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的印度法师的帮助下开始将带回来的经文翻译成中文。”(Balagalle: 20)

　　此外，斯里兰卡学者还很推崇法显在记录他所观察到各种佛教社会时那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法显尊重事实，不带偏见。那些和法显打过交道的人，不管他们是信仰大乘还是上座部佛教，只要他们的品格高尚，法显就如实记录下来。“法显本人是大乘佛教僧侣。但是他对遇到的小乘僧侣的德行和品格都有很高评价。” (Balagalle: 21).

　　佛教传播的历史表明，佛教传入到中国似乎早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在一些零星的渗透之后，中国官方在汉明帝(公元58-78年)正式认可了佛教。新传入的佛教很快就倍受欢迎，研究佛经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汉明帝本人据说曾经向印度派遣过使团，以获取佛经并邀请僧侣访问中国。从此，中国和南亚的佛教社会开始了活跃的交流。而斯里兰卡作为上座部佛教经典的保存地，也将在这种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佛教在中国稳步传播和发展，到公元500年，整个中国各地区都存在佛教信仰( Dutt, 1956: 163) 。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佛教在当时的中国是和一些其他信仰紧密掺杂在一起。一些了解这个问题的人就开始考虑，他们必须前往佛教的故乡印度，去寻找真正的教义，去净化中国的佛教信仰。法显访问印度以及随后访问斯里兰卡正式处于这种考虑。他是众多“求法者”之一，目的是为了收集纯正的佛经，了解真正的佛教教义和管理僧侣的佛教戒律(vinaya) 。历史记载表明这一时期有不少于162个这样的“求法者曾经出发前往印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法显 ( 400 - 414)、玄奘 (629 - 646)和义净 ( 672-695)。他们的游记也已经被翻译成其他文字。

　　随着一种宗教的迅速流行，可以预见那些新出家的僧侣在遵守戒律方面会变得松懈。这也会引起那些恪守戒律的年长僧侣的担忧。这种局面在法显生活的时代就在佛教僧侣和信徒中看起来就存在。这样，法显就以65岁的高龄开始了求法之旅。他的目的就是在中国的佛教界建立真正的戒律规范。当时中文佛经中，律藏（Vinaya Pitaka）并不完整，这是一个让法显非常担忧的问题。法显和其他九人一起组成求法团赴印度求取真经，以弥补中土律藏的缺憾。14年之后，在求法团众人之中，法显孤身一人返回了中国。他完成了当初的目标，带回了化地部的《律藏》（Vinyapitaka）、《长阿含经》（Dirghagama）、杂阿含经 （Samyuttagama），以及《杂藏》（Samyutta-sancaya）等 (Legge, 1965 : 111)

　　作为一个旅行者深入陌生之地，法显在旅途中面对了诸多危险。他详细描述了途中的艰难险阻，以及在路过的一些地方佛教给人带来的心灵的温暖。比如，在徒步穿越戈壁的时候异常艰辛，以至于法显会觉得“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以及“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帜耳。” (Nilakanta Sastri, 1956: 226)穿越戈壁之后，法显抵达了于阗，在那里，法显看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 以及“家家门前皆起小塔。…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法显高度评价了瞿摩帝寺庙中僧人秩序井然的生活，“三千僧共揵捶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 Legge, 1965 : 18 )法显这样的描述是引人入胜和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提供这样一幅古代佛教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很多公元5世纪时的南亚社区都在法显的游记中有着栩栩如生的描述。

　　斯里兰卡有比较丰富的编年史、铭文以及考古发掘等资料，对于法显留住在当时的首都阿奴拉特布拉那两年的斯里兰卡历史有很好的记录。我们发现，法显对当时佛教社会的记载非常生动。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法显对于在斯里兰卡最受崇拜的佛牙及相关节日的描述。佛牙游行至今仍然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之一。如果不是有法显的记载，我们可能再无法那般详尽地了解相关细节（稍后本文将会谈及法显的描述）。

　　如《佛国记》中所记，法显在公元411年抵达斯里兰卡。根据斯里兰卡编年史，这正是摩诃那摩国王（406-429CE）统治时期 (UCHC, I, 2:845 and K.M De Silva, 1973:366)。中国文献记载，一个名叫“昙摩”(Dhammapala?)的斯里兰卡沙门曾经在此之前几年渡海送玉佛至中国。遣送使团的斯里兰卡国王被确认为就是优波底沙（Upatissa I，365-406)，正是摩诃那摩国王的哥哥及前任国王。随着法显抵达斯里兰卡，以及摩诃那摩国王随后于公元428年 (UCHC,I,1:291)派遣另一个使团前往中国，两国之间的宗教往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国文献记载，摩诃那摩国王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包括两块平纹布，这在当时是斯里兰卡的特产。摩诃那摩国王送给中国的最重要的宗教礼物是佛牙寺的复制品，这个礼物表明佛牙在斯里兰卡和中国都有着纯高的地位。当时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宗教活动，即两个比丘尼使团在摩诃那摩国王统治晚期被送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创建了比丘尼戒（UCHC,I,1:18)。

　　如上所述，法显的游记中记载了很多任何其他历史文献中都看不到的生动细节。例如，无畏山寺塔是建在一个佛陀脚印之上的；有5000名比丘居住在无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ya），而其对头大寺（Maha Viharaya）则只住了3000个比丘。法显提到在无畏山寺中有一个大佛像，“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许。通身七宝焰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提到当时岛国上“有六万僧”，这也许可以表明当时斯里兰卡确实是一个“佛法之岛”(Dhammadiipa)。法显提到当时斯里兰卡首都的四条主要街道尽头都有讲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他还提到位于山顶上的另一个足印，很明显这指的是圣足山。圣足山作为朝拜圣地的重要性在之后的历史中又进一步加强了。

　　法显当时住在了无畏山寺。较之于更忠实于传统教义的大寺，这座寺庙比较开放，可以接纳持不同部派思想的僧侣。法显还提到“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很明显，这里所指的是塔山（Cetiyagiri），后来被改称为弥新德勒（Mihintale）。法显提到的名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来历。我们从《大史》中得知，把佛教传到斯里兰卡的摩揭陀（Mahinda）的王母在印度修建了一座寺庙。该寺庙以所在地的名称而被称为Cetiyagiri寺。从法显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斯里兰卡的塔山先是以王母所建寺庙而命名，而后又为了纪念摩揭陀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弥新德勒，Mihintale，即为摩揭陀之山）。

　　法显的记载中还有其他描述也可以从斯里兰卡的编年史中得到佐证，并且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内容。法显提到，斯里兰卡有将近六万名僧人，“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 (Legge: 105)很明显这里所指的是《大史》( Ch.XX , verse23)中所记载的由天爱帝须（Devanampiyatissa）在修建大寺之初之时修建的摩诃巴利斋堂（Mahapali）。该斋堂的位置已经为考古学家确认。在该地还发现了10世纪刻在一个巨大的盛米石槽之上的铭文。铭文内容可以确认，这个地方确实是摩诃巴利斋堂，而且所有运到该城市的大米之中的一部分都要被作为税收运到斋堂 (Rahula, 1956:74)。

　　法显还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即摩诃那摩国王在准备修建一座寺庙的时候，他用金犁在地上划出四方边界，然后在其上修建。这正是《大史》所记载的天爱帝须国王在修建岛上第一所寺庙大寺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法显描述了摩诃那摩国王的做法，“先设大会饭食供养已。…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垦规郭四边。”(Legge, 1965:109) 《大史》之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国王）先召集僧人，向他们致敬，然后用犁在地上犁出一个圆形…”(Ch. XV, verse 191).

　　[1] 作者为僧伽罗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