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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17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李晓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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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李晓岑 袁凯峥 叶星生 华觉明

  均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近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各藏传佛教寺庙制作铜佛像,已形成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并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其技艺传承的纽带。

  [关键词] 藏族;金属工艺;昌都;工匠

  [中图分类号] C913.2+TS913(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0)03-0068-08

  2005年9月—10月,西藏藏传铜佛像制作课题组赴拉萨地区和昌都地区,对众多藏族铜佛像生产作坊进行了考察本文是关于铜佛像制作考察报告的工匠生活调查子报告。该调查工作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叶星生研究员进行统筹指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华觉明研究员担任顾问。传统铜佛像制作调查组由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晓岑研究员担任考察组组长,成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金属工艺系唐绪祥副教授,西藏大学艺术系教师洛桑扎西,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生袁凯铮。。在此之前,2005年8月,李晓岑在云南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考察藏族铜佛像制作工艺时,发现当地制作藏传铜佛像的工匠来自西藏的昌都地区,对铜佛像的“昌都工匠群”有了初步了解。之后,课题组进入西藏,对制作铜佛像的“昌都工匠群”进行了进一步实地考察,并一步步地深入到“昌都工匠群”的源头地区,即西藏东部昌都县北部柴维乡和嘎玛乡的有关村庄进行追踪调查。下面以考察记录为基础,对拉萨和达孜县5处“昌都工匠群”铜佛像生产作坊和昌都地区的多处铜佛像生产作坊中工匠的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文中的叙述以当时在拉萨、昌都两地考察过程的先后为序。

  一、拉萨铜佛像制作的“昌都工匠群”

  调查组于2005年9月到达拉萨,前往一个铜佛像制作作坊考察,这是本次考察的第一个作坊。作坊的主人叫罗布占堆,时年30岁,已婚,有一子。他的家庭作坊位于拉萨市内的嘎玛贡桑。罗布从小就生长于拉萨,13岁时开始学习制作铜佛像的手艺,学了12年后,在25岁时学成出师,开始自立门户。在拉萨的工匠中,他是年轻一辈中技艺最为精湛的艺人之一。罗布占堆共有10个徒弟,其中有5个徒弟是家里的亲戚,5个是外面的人,他们主要来自拉萨地区达孜县,这些徒弟与师傅一家生活在一起。罗布占堆的作坊在院落内,里面摆满了各种待完成的铜像半成品,其中还有一个正在做的大铜佛像,共要200张铜片。一张铜片9公斤,铜38元/公斤。大铜佛做好后,要拆下才能运走。罗布占堆说,一年只能做一个这样大的铜佛像。除此之外,他的作坊还进行小佛像的铸造工作。罗布占堆有两位师傅,齐美森格和维色,他们是两兄弟,也是罗布占堆的舅舅。他们是上一代藏族铜佛像艺人的代表,也是整个考察活动中我们所见 “昌都工匠群”铜匠中仅有的两位老艺人。

  在拉萨考察的第二个作坊是藏族老艺人齐美森格的作坊,他当时已76岁,他的作坊在拉萨市郊的娘热乡新村,这个村只有齐美桑格家的一个作坊。他有一个儿子,时年32岁,也做铜佛像。齐美森格是2005年我们考察所见到的藏区最重要的一位金属工艺大师,调查中的大多数重要的金属艺人的学艺和成长都与他有关。他从13岁开始师从父亲嘎迪和舅舅帕丹学习制作铜佛像的技艺。齐美森格的爷爷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很著名的一个铜匠,他的父亲嘎迪从昌都迁来拉萨定居,并把齐美森格和维色两个儿子培养成为优秀的艺人。20世纪80年代,齐美森格和他的父亲、舅舅及弟弟都曾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大昭寺维修工程。他说,当时只有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像还在,其他所有佛像在“文革”时期都被拉到了青海的格尔木。2005年调查时,他和弟弟维色也是当时参加过大昭寺维修工程的工匠中仍然健在的两位老艺人。在齐美森格的作坊中,有10多个徒弟,有8名来自昌都,有的已来了三四年,徒弟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大多数与他们有亲缘关系,有3个是外人。

  齐美森格的作坊面积很大,约200平方米以上,是我们考察中见到的最大的作坊。主要做铜佛像,但也制作少量的铁佛像。铁佛像因材质硬度高,加工困难,价格较贵,约比铜佛像贵一倍左右,主要采用铁皮锻打再进行焊接。我们考察时,他家正在做一尊大铜佛像,高4.89米。佛像的手主要用铜块锻造而成,再多块焊接,长0.34米,共用铜12块。齐美森格的产品主要供应西藏、四川和青海等地的寺院。2006年,也就是在我们考察一年之后,齐美森格在拉萨去世。维色是齐美森格的弟弟,时年70岁。他从13岁开始学铜佛像制作的手艺,在拉萨长大,从来没有回过昌都的老家,他也是拉萨著名的工匠,没有孩子,但带了很多徒弟。本次考察没有去维色的作坊。

  在拉萨访问的第三处作坊的主人是巴桑次仁,时年32岁,来自达孜县五村,从13岁开始学习铜佛像制作。他说自己小时候淘气顽皮,所以共换了5位师傅:齐美森格、维色、帕巴丹增、顿珠朗杰、索扎。他的手艺是从不同的师傅处学来的,这也使他成为手艺较为全面的艺人,他20岁时已经学成出师。巴桑次仁有14名徒弟,徒弟中与他家有亲缘关系的4人,其中3个是他弟弟,1个是他姐姐的儿子,还有8人来自拉萨地区达孜县,2人来自昌都。巴桑次仁的作坊面积较小,主要进行小型佛像铸造和生产古代佛像的高仿产品。产品提供藏族企业家丹平等人。

  拉萨市达孜县德庆乡白纳五村,海拔3800米,有18户人家,整个村庄从昌都迁来,这个村庄的农作物主要是青稞。村中现有2户人家仍在做铜佛像。一户是司曲南杰,时年55岁,手艺是从父亲顿珠朗杰(1922—1995)与舅舅帕巴旦增(1935—2001)处学来的,他们都在昌都出生,后迁至拉萨的达孜县。帕巴旦增是齐美森格和维色的舅舅。司曲南杰说父辈是从昌都的杂堆(民国时的地名,今昌都县嘎玛乡、柴维乡一带,藏语中是扎曲河上游的意思)迁来。司曲南杰有20多个徒弟,都是达孜县五村的当地人。司曲南杰30多岁时开始学习铜佛像制作。做铜佛像的铜买自拉萨,产品由四川的阿坝、云南的中甸订做。现在他家有8—9种产品,如佛像、法轮、金顶装饰等。大的铜佛像主要采用锻打的方法。考察中见到他家正在做的大佛像有3.5米高,共用了50多张铜皮,需要做5个月左右。另一户是米玛洛桑,时年32岁,老家也是昌都县的扎堆(今柴维乡一带),父亲江央洛桑(1944—1998)出生在昌都。米玛洛桑从13岁开始学艺,也是从父亲和舅舅处学来的,他的舅舅也是齐美森格和维色。他有8个徒弟,本村有6人,都是亲戚。昌都来的2名徒弟,其中1个叫格列江苍,25岁,是两年前才从昌都来的,大约一年回昌都老家一次。米玛洛桑的徒弟中,最长的已学习了8年,现在还都没有出师。

  二、昌都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群

  1、昌都县城的工匠 昌都县海拔3270米,城中的夏同街有三处铜佛像加工作坊,其中一处作坊的主人向巴江措,时年34岁,家中有8个兄弟姐妹,7男1女。他的哥哥阿罗,时年38岁,弟弟尼扎,时年18岁,都从事铜佛像制作工艺。他家是翁达岗村如巴苍家族的人,与翁达岗村的嘎玛农布家是亲戚。向巴江措从柴维乡翁达岗村搬来县城已有四五年时间,他没有上过学,12岁开始学习手艺,专门打制铜佛像,一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向巴江措有七八个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来自柴维乡的亲戚。其中,时间长的已学了10多年,短的也有三四年。他的徒弟中,学得好的四五年就可出师。他曾有多个师傅,主要的师傅是翁达岗村人,叫柴窝拉佳,他与拉萨的齐美森格同龄,已经过世。向巴江措曾在印度的北方学习了一年。他也曾到过拉萨,并曾经向齐美森格学习。向巴作坊的产品主要有佛像、寺庙的金顶和装饰品等,当时做的铜佛像是由青海的寺庙订做的,他的作坊还常常为云南德钦、四川甘孜、康定等地的寺庙制作佛像。

  2、昌都柴维乡的工匠 “杂堆”是民国时期对昌都的嘎玛、柴维这一带地方的统称。这一地区制作铜佛像的起始年代十分久远,但具体年代并不清楚。

  柴维乡翁达岗村距昌都县城约80公里,海拔3520米。翁达岗村有10个村民小组,我们主要考察了翁达岗村组,该组有25户,194人,以农业为主,副业以挖虫草和打小工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初尚有40来户,但逐渐有民户陆续搬迁到昌都县城。据说现在每年都有人家搬到昌都县城。铜匠搬迁出翁达岗村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交通的方便。翁达岗村太偏僻,自古以来,外人极少能进去。搬迁出来后,制作的佛像可节省不少从山里运出的成本,另外,联系业务、购买原料、通信交往各方面都更为方便快捷了。翁达岗村在全乡的行政村里是最富裕的。我们借住的达瓦家,有两个院落,两辆三菱车。

  翁达岗村的藏族民间工艺技术相当发达,主要有佛像、唐卡和饰品三类。历史上制作佛像的技艺只在两个家族中传承,一是竹巴仓,祖辈都是做铜佛像和唐卡;另一是如巴仓,专做铜佛像。在民国时期,翁达岗村打铜佛像最为兴盛。现在打铜的两户人家就属于这两个家族,但已不算该村精湛技艺的代表。竹巴仓不仅制作佛像,也画唐卡,但铜像的收入要高于唐卡的收入。主人叫达瓦,时年37岁,他画唐卡已有30年了,绘画技艺跟父亲学得。他有4个兄弟,老大阿旺塔历,是一位活佛,54岁,老二是格通,当农民,老三是丁琼,铜匠,老四即达瓦,画匠。达瓦与丁琼共有一妻,生有6个子女。老大,扎拉,21岁,铜匠;老二,嘉勇尼玛,20岁,铜匠;老三,嘉勇罗珠,15岁,画匠。有2个女儿在外面读书。徒弟有4个,为本村人,有的是亲戚,有的不是,有的已跟达瓦学了10多年。

  如巴仓的主人嘎玛农布,时年46岁。哥哥丹增腊甲,时年56岁,从事铜佛像制作30多年。两兄弟有两个父亲,一个在1950年去世,一个在1980年去世,都是铜匠。丹增腊甲有7个儿女,其中4个男孩。大儿子为江勇江村,20岁,铜匠;二儿子为仁增,18岁,也以铜匠为业。家庭的经济,主要为半农半牧,也有手工业收入,在村中经济为中等水平。据他说,许多铜匠搬到昌都县城。丹增腊甲带的徒弟包括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内多达18—19个,都是柴维乡人。有的已出师,就在嘎玛乡做铜佛像。徒弟的收入是,技术差的一天可得50元左右,好的一天100元钱。他们的铜佛像一直都是订做,也有亲戚朋友介绍,主要根据佛像大小和销路情况而定。另一家如巴仓为洛桑罗布家。

  此外,民国时期,摸河村(又称沃库村)打铜也相当有名,新中国成立后,沃库村还有沃库仓和得巴仓两家做铜匠,而库娘村还有乃穹仓打铜。现在沃库仓已到德格的白玉一带打铜佛像,得巴仓还在这里打佛像,而乃穹仓的家已搬到昌都。

  总的来看,翁达岗村两个家族打制的铜佛像都是一样的风格,技术和传承上没有明显的区别。

  3、昌都嘎玛乡的工匠 据嘎玛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全乡从事铜佛像制作和铜器加工的有20多户。制作佛像的工艺以锻打为主,也有铸造,但只铸造小型佛像。这里的传统手工艺,包括铜佛像制作、首饰加工、唐卡绘画和玛尼石刻等数种,是西藏东部著名的手工艺乡。嘎玛乡那也村,海拔3500米,有10户人家,90多口人。其中制作铜佛像的有6户。

  第一户人家的主人雍仲扎巴,时年44岁,15岁开始学习铜佛像制作,系代代相传式。在其家中发现有两部藏文写的佛教造像度量经的书籍,为图文并茂的抄本。据说是100年前嘎玛寺一位叫仁钦达吉的活佛所写的。据他说,现在他们家族打制铜佛像,仍然要严格按照度量经来计算尺寸。在他家,我们还看到传统的鼓风用羊皮囊,以及木头和圆石制作的钻头。正在打的铜佛像是那曲的寺庙订做的。第二户人家的主人旺扎是雍仲扎巴的弟弟,时年37岁,从15岁开始打铜。现有6个徒弟,分别为约巴乡1人,比露村1人,迪达村1人,自家儿子3人。据介绍,产品主要是订做,有时候还去四川的阿坝、甘孜、青海的玉树等地寺庙制作铜佛像。旺扎说,开工要选好日子才行。雍仲扎巴和旺扎的儿子共3人,大儿子丹增罗布,时年25岁,二儿子吉绕罗布,时年20岁,三儿子柴让多丁,时年15岁。都是小学毕业后即跟从父辈学艺。

  第三户人家的主人叫德青然吉,小学毕业,时年54岁,19岁才向他父亲学手艺。德青然吉是家中老大,老二是银匠,老三当僧人。他有3个儿子,都已学得很好的手艺,还有5个女儿。共有徒弟6人,柴维乡1人,约巴乡1人,其他4人为本乡人。他家产品多数是外来订货,他曾去阿坝、江达县、拉萨等地制作佛像。以前制作银器较多,现在以打制铜佛像为主,铜料多从云南的迪庆买来。他家的手艺向翁达岗村的人学过。他知道并见过拉萨的齐美森格。

  第四户人家的主人叫扎西达瓦,时年45岁,有一个哥哥叫郎西索那,时年54岁。家中的铜佛像手艺也是代代相传。他们也曾经到外地制作佛像,去过四川、青海、西藏的拉萨,都是那里的寺庙请去做铜佛像的。扎西达瓦读过5年书,小学毕业,现有4个徒弟,柴维乡1人,约巴乡1人,察雅县1人,本地1人。除察雅县的徒弟外,其他的都是他家的亲戚。他以前做过银匠,现在只做铜佛像。

  第五户人家是银匠,主人旺清曲达,时年36岁,在瓦寨村生活,12岁开始从父亲那里学习手艺。他主要是制作银佩饰和相关的宗教用品。多数在家里生产制作,有时去寺庙里做,曾被请去拉萨。他收有6个徒弟,其中柴维乡1人,嘎玛乡1人、约巴乡1人、本地1人,基本都与旺青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

  三、传承制度与亲缘关系

  通过对西藏拉萨、昌都以及云南香格里拉等地“昌都工匠群”铜佛像制作工匠的调查发现,很明显,大多数铜匠开始学习手艺的时间都始于少年时12—15岁的年纪,以13岁最多。例如,拉萨的罗布占堆13岁开始学艺,老艺人齐美森格、维色都是从13岁开始学艺。为什么学徒往往是从13岁开始学?罗布和维色等工匠的解释是,13岁之前还是儿童,13岁开始已经比较懂事了,是从少年到成人阶段学习手艺、接受训练最好的时期。而对绝大多数艺人而言,因为从小就生长在铜匠的家庭作坊中,对工艺耳濡目染,从小已练就了从事铜佛像制作的本领。13岁开始学艺时,对手艺已有一定的理解。但刚开始时,仍然先从简单的活做起,由简而繁,以后逐渐干技巧性高的工作。手艺的高低,除了靠每个人的勤奋之外,还要看各人的天赋。在翁达岗村,艺人告诉我们一项学成出师的判断标准:能把佛脸打好就可当师傅,因为打佛脸的难度和要求是最高的。

  在考察时,我们曾反复问徒弟拜师的仪式。在达孜,艺人司曲南杰说,徒弟拜师时,徒弟的父母也要过来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徒弟要向师傅敬献哈达,并给师傅磕头行拜师礼。拜师仪式中,还要烧香敬佛,请寺庙的僧人来念经。而年轻的艺人罗布占堆和巴桑次仁等人则说,收进来就行了,没有任何仪式。在翁达岗村和嘎玛村,也没有听到有拜师仪式存在,说明拜师并不是普遍现象,也说明至少在年轻一代的艺人中,已没有采用老规矩办事的习惯。另外,非昌都派的普布(1965年生)是“雪堆白”派的传人,他也介绍说,师傅收徒弟时,有献哈达、给红包、送青稞酒的习俗。师傅对徒弟采取家长式的管理,如果徒弟犯了错误,师傅可以体罚徒弟。这是师傅的权力,徒弟的父母也不能干预。学艺期间,徒弟如果要结婚,也必须得到师傅同意。徒弟的老婆不住在师傅这里,而是住家里或在其他地方。徒弟学成出师的时候,要请师傅吃饭。徒弟原来用过的工具可以带走,师傅也许会给徒弟配一套新的工具。徒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回来请教师傅。有的徒弟出师后会自立门户,开作坊,收徒弟。也有的徒弟学成后还在师傅家里继续做,甚至一辈子在师傅家做雇工的都不乏其人,因为自己组织建立作坊,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作坊中的徒弟往往在后期已成为师傅家中的雇工。据在昌都夏同街的调查,雇工的工资每月可达1500—3000元左右,比干农活要高,这也是柴维乡和嘎玛乡的多数年轻人愿意学手艺的原因之一。

  从拜师学艺到学成出师的时间长度,对每个学徒是不同的。拉萨的普布次仁就说,他的哥哥罗布占堆是他师傅的全部徒弟里面做佛像手艺最好的,也是最快出师的,他共学了14年。有的徒弟要学20年甚至30年,还在师傅手下干。因此,培养出一名合格的铜佛像制作工匠,是一项漫长耗时的工作。

  由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与宗教有关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代,在工匠群体中,普遍缺少中间的一代人,我们考察中所见,大多数昌都工匠都比较年轻,像拉萨的罗布占堆、巴桑次仁、米玛洛桑,年纪都在30岁上下,独立主持一个铜像作坊的生产活动,并且手下带有徒弟。他们学艺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文革”结束后地方传统文化开始出现复兴,西藏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的时期。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维修和兴建,需要会传统手艺的工匠。老一代的铜匠像齐美森格和维色,从那时开始重新从事铜佛像制作,也从那时开始授徒传艺。

  在拉萨考察五处铜像作坊时,我们发现这五处作坊的主人都具有师徒关系和亲缘关系,并且祖籍都来自昌都柴维乡一带。例如,拉萨的齐美森格和维色是亲兄弟,他们的手艺学自父亲嘎迪和舅舅帕巴旦增,同时达孜县司曲南杰的师傅是舅舅帕巴旦增和父亲顿珠朗杰,而司曲南杰与齐美森格和维色则是表兄弟,他们的母亲又是姐妹。再看下一代的情况,罗布占堆和普布次仁是兄弟,罗布占堆同时又是普布次仁的师傅,罗布占堆和普布次仁与拉萨的巴桑次仁、达孜的米玛洛桑是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姐妹。而罗布占堆、巴桑次仁、米玛洛桑的手艺都学自舅舅齐美森格和维色。由此可见,拉萨的这些出色的工匠之间具有亲缘关系,而且制作佛像的手艺除了父子相传之外,另一种主要的情形是舅舅传给外甥,这与藏族的婚姻家庭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而与汉地传统技艺传承中常说的 “传子不传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也与尼泊尔的铜匠家族被限定于特定种姓的情况不同。由于学徒与师傅往往是亲属关系,这样也使他们的手艺更容易学到真传。唯一的例外是拉萨人普布,多年从维色学习出师后,又向“雪堆白”派的次仁平措学习,现在普布在拉萨一个古建筑公司做铜佛像,他的徒弟达20多人,主要来自拉萨、林芝、那曲等地,昌都来的前后只有4人。他说昌都人来的少的原因是语言的问题,他们说的是康巴话,不好懂。

  不论拉萨的达孜县德庆乡白纳五村,还是昌都柴维乡的翁达岗村和嘎玛乡的那也村,所处的村庄的规模都不大,小的村庄只有10多户人家,因为生产的需要,招收学徒的范围会扩大至本村以及相邻的村庄。昌都嘎玛、柴维一带的村庄与村庄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的联姻关系,历史上必然有许多类似父子——舅舅和外甥这样的血亲联系,招收这样的学徒,往往不是近亲,就是远亲。因此,在昌都嘎玛、柴维一带,制作铜佛像的师傅招收的学徒都是周围一带村庄中的子弟。达孜县德庆乡白纳五村,18户人家,整个村庄的人家都从昌都迁来。现在拉萨铜佛像作坊中招收的学徒,多是来自达孜县德庆乡白纳五村,还有直接从昌都过来的。现在的学徒基本上还是在拉萨的昌都人的后裔及来自昌都的年轻人。

  拉萨的铜匠主要源自昌都嘎玛、柴维一带的村庄,这些村庄位于扎曲河(澜沧江的支流)两岸的山谷地带,当地藏族至今依然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昌都工匠群 ”身上也体现出定居性与流动性的双重特点,因而“昌都工匠群”迁徙到拉萨的达孜县也是以整体的方式,并在达孜形成新的定居地点。以后又进入拉萨,也是新的定居地点。而奔波在云南、四川和青海一带的昌都工匠群则仍处于流动之中。他们与昌都的翁达岗村,在当地已没有了家,但他们仍然认同翁达岗村是他们的家乡。

  总之,铜佛像作坊,是以师徒关系再加上亲缘关系而形成的,而亲缘或者血缘关系是铜佛像作坊以及作坊之间保持稳定的基础,也是维持拉萨“昌都工匠群”与昌都地区铜匠家族联系的纽带。

  四、制作方式与打铜习俗

  一般来说,打制佛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订做,多由寺庙中的活佛或僧人介绍生意,以后在自家的作坊中打制,打制完成后拆下,运到订做的寺庙中去,再组合安装。这是昌都铜匠采用的最主要方式。若在市区或县城,因交通方便,运输问题不大,但在翁达岗村或嘎玛乡,因地处偏僻地区,运输、购买原料、通信等成本都大大提高。

  另一种是在寺庙制作加工,特别是一些大铜佛像,运输不方便,往往就在需要佛像的寺庙做上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就需要铜匠组织学徒和雇工,以队伍的形式外出打制佛像。这要以承接的活的多少决定人数的多少,但一般在10—20人之间。由师傅带队,像一个包工队。但不同的是他们有密切的师承关系和亲缘关系。在西藏以外的寺庙更是有很多这种情况。这些包工队的人,往往都是已搬离翁达岗村的人。由于当地规定搬走的人家必须把土地上交回乡里。其他人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参见张建世:《瓦寨村藏族银铜工艺调查》[J],《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72—79页。这样,搬走的人很难再回村里居住,他们就只好以做铜佛像为固定职业,长期在西南的各个大寺庙间流动工作。所以,搬离翁达岗村的昌都工匠往往有到寺庙制作铜佛像的经历。在云南香格里拉考察见到的罗松罗布就常年奔波在西南的各个寺庙中,带着10多个徒弟。2008年,青海省卓堆的贡萨寺完工的一座高达28米的佛像,也是出自翁达岗村的铜匠之手。除昌都外,据2009年从拉萨传来的消息,拉萨近旁的达孜县五村的司曲南杰等人最近也离开达孜,率领徒弟们到外地的寺庙直接做铜佛像。

  在打铜习俗方面,达孜县的米玛洛桑说,他家一年中有3个节日不打铜,过藏历新年不打铜,约休息20天的时间;藏历的八月十五不打铜;夏天过林卡节也不打铜。但这个习俗在其他工匠处没有听到。另一个习俗是藏族铜佛像工匠传下来的规矩是不抽烟、不饮酒,现在许多老艺人还恪守这样的准则。这与佛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

  在昌都的铜匠中,各个工场并不在一起,无论在拉萨、达孜还是昌都的城里乡下,我们考察了10多个工场,每个工场都是独自工作的,形成了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技术小社会,即便铜匠之间是亲戚,工场也并不在一起,这种方式一方面容易形成各自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技术的交流也出现了障碍。这与在拉萨的白族铜匠的习惯是不一样的。白族铜匠喜欢扎堆在一起工作,有心得就互相交流。在拉萨早已形成了热闹的白族铜匠一条街,在昌都同样也有白族铜匠一条街。这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或许说明两个民族不同的特性吧。

  从传统上看,女子并不参与铜佛像制作的具体生产活动,但女子在藏族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下。在拉萨的铜佛像作坊中,未见女子从事这一行业的情况,铜匠的妻子们只负责操持家务,平时买菜、做饭、洗衣、带小孩等,使丈夫能专心工作。只是在昌都嘎玛乡德青然吉家,听说他家的祖母曾经从事银器制作。女子没有绘唐卡的情况,一般只是从事家务和干农活 。制作铜佛像的手艺一般都是由儿子来继承。昌都柴维乡翁达岗村的达瓦家制作佛像和唐卡都很有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达瓦的6个子女中,3个儿子中的两人从事铜匠手艺,一个儿子学习唐卡绘画,而两个女儿在外面读书,一个女儿年龄尚幼。

  五、工匠群体的记忆

  “昌都工匠群”的历史是我们考察中一直期望获得的重要信息。笔者通过对工匠的访谈,很想获知工匠群体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以及通过他们表述方式的差异来理解工匠群体所处的历史情境的变化。拉萨的齐美森格是考察中所见的“昌都工匠群”里年纪最长的工匠,也是手艺最好、声誉最高的艺人。他说他的爷爷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最优秀的铜匠,父亲辈从昌都迁来拉萨。并且告诉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铜匠都出自昌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西藏的许多寺庙遭到破坏。文革后的80年代,齐美森格和父亲嘎迪、舅舅帕巴旦增、弟弟维色都曾参加为期两年的大昭寺维修工程。关于铜匠家族过去的更多情况,齐美森格讲述得很少。昌都县城铜像作坊的主人向巴江措认识齐美森格,嘎玛乡的德青然吉说齐美森格在1951年时离开当地。在拉萨达孜县白纳五村的铜像作坊,司曲南杰告诉我们,他们的父辈从昌都迁来此地。

  关于昌都嘎玛、柴维一带工匠家族的历史,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已很久远,并能说出父辈和祖父辈的一些简略情况。由于调查时间较短, 加之语言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深入地与工匠们进行交谈。另外,作为外来者,与工匠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存在着隔膜感,导致一些铜匠不愿与我们进行深入的交流。而工匠也限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关于祖辈的记忆往往只能追溯到祖父一代,对于之前的情况,谈得甚少,而且藏族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于故去的人不愿过多谈论。要追溯柴维乡翁达岗村打铜的历史,始建于公元12世纪的嘎玛寺是很重要的。传说该寺在修建时,从内地和尼泊尔请来大批的工匠,寺院修建完毕后,一些工匠就留到了当地,或许翁达岗的铜佛像制作就是发端于此,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根据“昌都工匠群”中的铜匠介绍可知,他们迁徙到拉萨的时间应该始于齐美森格父亲或祖父那两代人,当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这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遣散“雪堆白”铜佛像法器工场的尼泊尔工匠,而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变化有关。Veronika Ronge.Das Tibetische handwerkertumVor 1959.F.Steiner,1978.p129.由于在拉萨之前的铜佛像制作业被尼泊尔工匠所垄断,拉萨当地甚至西藏中部地区都缺少藏族的铜匠,因此在遣散尼泊尔工匠后,需要召集800公里外的西藏东部昌都杂堆的铜匠到拉萨来从事佛像制造业,以此填补尼泊尔工匠留下的空缺。这或许是达孜县白纳五村整个村庄18户从昌都迁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拉萨现在绝大多数重要的铜匠都出自昌都,而在拉萨极少发现本地历史更悠久的铜匠的原因。

  拉萨当地人仍然称这些铜佛像作坊的工匠为康巴人,他们说整个拉萨的铜匠都是康巴人。因此,“康巴人”的称谓是对“昌都工匠群”身份的一种限定,这来源于西藏中部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固有地理概念。虽然许多铜匠都是在拉萨生长,甚至许多昌都工匠群都与拉萨当地人通婚,但是“康巴人”这种身份认同,特别是语言交流上的原因,会从群体内部产生一种“抱团”的内聚力。由于文化上的认同,年轻人从昌都出来后,他们仍然会去投奔其他昌都的工匠。昌都工匠群,不论老幼,说起自己的根源和出处,还是会指向昌都。由于原居住地在地理上的闭塞,翁达岗村的铜匠从民国到现在,都一直往外迁移,这使他们在金属工艺方面不断学到新的技术,但昌都的翁达岗村及其传统的地方文化,却一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他们的地方情结,是他们在外面四处漂泊时心中的根。

  六、行会组织与市场竞争

  过去,拉萨的金银铜铁匠有行会组织,行会组织隶属于噶厦政府,实际上是政府管理手工业的机构。过去的铜佛像制造业也是噶厦政府和寺院垄断经营,铜佛像制作工匠只是附属于这个系统而生存。工匠也只有为政府支差时才能获得工资,而且工资一般都不高扎嘎:《西藏五金行业的调查与研究》[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298页。。直到民主改革前,柴维乡和嘎玛乡的铜佛像制造的业务仍然主要靠强巴寺和嘎玛寺介绍。

  现在,铜佛像制作的传统作坊工场不再依附于政府和寺院,而成为独立的个体生产者。在许多时候,他们根据客户的订货而进行生产,这些客户主要是寺院,也有部分是普通的藏族群众。如罗布占堆的作坊、齐美森格的作坊都是常年根据客户的订货而进行生产,很少有自己销售铜佛像的情况。他们的很多订货,还要分给达孜县的作坊来做。也有像罗布占堆和巴桑次仁,虽然有好手艺,但已不满足于为寺庙加工产品而谋生,他们还制作一些古代铜佛像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会进入文物或者艺术品市场,许多时候被当做真品来销售。这些所谓“高仿”的产品,因工艺要求高,耗时耗力,产量虽然不大,收益却很可观。但是,大多数年轻铜匠没有像罗布占堆和巴桑次仁这样的好手艺,没有大客户直接上门或者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即使同为昌都工匠群中的一员,许多年轻人也不得不加入别人的作坊做工,或者自己寻找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拉萨,虽然现在没有了尼泊尔工匠,但是尼泊尔生产的佛像在拉萨的市场上仍可以见到。由于尼泊尔已经使用现代的熔模铸造范法制作生产佛像,工艺质量好,而且价格低廉,而昌都工匠群仍然使用着传统的砂范铸造法,这种方法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因而无法同尼泊尔的铜像产品竞争。因此昌都的工匠们更多依赖藏传佛教寺院的订货。但即使在寺院客户方面,也有来自云南鹤庆新华一带的白族铜匠与他们竞争。白族铜匠也为寺院加工制作佛像、法器和寺庙装饰,目前,白族铜匠和银匠以及他们的家人在拉萨的有700多人。他们的产品在质量上也许没有昌都工匠的精良,但与注重产品艺术性的藏族艺人不同,白族艺人有更强的经济头脑,其生产周期短、产品价格更加低廉,同样在拉萨竞争着这一市场。在昌都县城,也有来自云南鹤庆的白族铜匠在那里制作销售铜器。因此,年轻一代的昌都工匠群面对的是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七、结论

  “昌都工匠群”(也可称为“昌都派”)的发现是本次考察的最大收获。对拉萨、达孜、昌都县城、翁达岗村和嘎玛乡的“昌都工匠群”的铜佛像作坊进行考察表明:“昌都工匠群”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这两个乡是当地有悠久历史传承的金属工艺乡。“昌都工匠群”以昌都故乡作为自身的身份认同,近百年来,他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他们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地区各藏传佛教的寺庙制作铜佛像,“昌都工匠群”成为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技艺传承的纽带,并以传统手工技艺保持着在当代藏族社会中的生存和竞争。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 李晓岑,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袁凯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083);叶星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101);华觉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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