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佛塔西夏珍宝发现、抢救散记

　　宏佛塔西夏珍宝发现、抢救散记

　　雷润泽 于存海

　　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堡村郊的残塔—俗称“王澄塔”，因寺庙败落又远离城郊公路，不为社会各界知晓。1984年文物普查时，始知其名曰：宏佛塔，被文物部门登记著录，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为抢救重点文物古迹，先后聘请了国内著名古建筑修缮专家祁英涛、于倬云、杨烈、姜怀英等来宁咨询考察，在指导和协助制定古建筑抢救维修计划与施工方案时，由我们陪同对这座残高28．29米的古塔进行仔细的勘查，一致认为，这座下部三层带叠涩檐的八角楼阁式砌筑体，与上部一座完整的十字折角束腰座覆钵式砌筑体相结合的复合形建筑，造型独特，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是我国现存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弥足珍贵。因塔体下沉造成倾斜劈裂和局部坍塌，景状十分危险，应列入重点保护修缮项目，精心组织抢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在我们筹划指挥之下，聘请了专门技术力量，经过长达三年(1987年—1989年)的钻探、跟踪测量、拍照录相，在系统掌握各种科学数据、遗构资料和工前材料准备的基础上，于1990年7月1日开始，对宏佛塔进行有序的拆卸修复。

　　一、在拆卸施工过程中，我们带着探索的心理，逐层细心观察，捕捉和收集塔身遗存的各种文化信息，为确认这座西夏时期佛教建筑，找到更为充分的证据。

　　宏佛塔砌塔砖是方砖(37×37×6．5cm)和条砖(37×18×6．5cm)两类。大部分砖背面有手掌印痕，部分为勾纹和素面砖，个别勾纹砖正中有“沉泥”或“固”字戳记。手印砖、勾纹砖在银川西夏陵、拜寺口双塔和康济寺塔区等西夏遗址中多有发现，勾纹砖是辽代造塔时贯用砖，西夏几代帝王纳辽公主为妃，仿习辽风乃是常理。

　　宏佛塔是下部三层八角形叠涩檐和倚柱柱头与平座，皆用阑额、普柏方、上施一斗三升跳简单铺作分隔的楼阁式塔身，其营造法式是宋制，而上部由十字折角三层束腰座与圆形四层束腰座、座上筑饰有叠涩线脚的复钟形塔身、上承带圆形相轮的十字折角束腰座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完整复钵式塔，则是接近印度率堵波的藏传佛教建筑形制，而塔身粉装彩绘的图案色调，也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说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

　　在拆卸坍毁的塔刹后，于刹座与塔身顶部塔心柱木孔下发现一方形槽室(天宫)。室高1．65米，底边长2．2米，四壁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封顶。面对室内的装藏物，我们全体抢修人员惊喜若狂。1227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西夏，王朝的典籍图册、奇珍异宝，连同它辉煌的宫室、陵墓等建筑迅即毁灭散失。数百年来，西夏无人问津而成为一个神秘的王国。一些廖若晨星的发现，如武威张澍发现的西夏文《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等，引起了国外探险家的贪欲，1909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在黑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掘得的大量以西夏文献为主的宋元遗宝，被运往彼得堡，现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痛心的是1917年宁夏灵武城墙中发现的西夏文经，在宁夏没有得以收藏保存，而流失区外、国外。宏佛塔天宫窖藏的发现，犹如开启了数百年深藏的西夏佛教艺术宝库，清理出土的绘画、雕塑、雕版、文书等艺术珍品，系统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不但填补了我国西夏文物的空白，而与本世纪初被掘运到俄罗斯的那批黑城遗宝，相互印证补充，为全面认识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断代标本。

　　在拆卸塔身的过程中，我们于第三层楼阁式塔出檐东北角第135层砌砖上清理出12枚宋代钱币(计皇宋通宝3枚，熙宁元宝3枚、太平通宝、绍圣通宝、天禧通宝、天圣通宝、元丰通宝、祥符通宝各1枚)，出檐南面第135层砌砖上清出宋钱3枚(治平元宝、绍圣元宝、景祐元宝各1枚)，第129层砌砖上清出宋钱2枚(熙宁元宝、政和通宝各1枚)。散置在塔身砌层内的这批宋钱，时代最晚的钱是政和通宝，铸造年代是公元1111年。在塔身与砌层内除上述发现外，未发现其他时代的遗迹和遗物，仅在塔身底层背侧面和塔室门洞外发现有清代加固修补的砌层和痕迹，砌砖形制规格也异于塔身西夏砖，说明该塔自西夏修建定型后，后代未曾重修而留

　　存至今。

　　我们采集的宏佛塔上塔柱木和横粱木标本经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碳—14年代测定：中心柱距今1140±100年，树轮较正年代距今1080±105年；横梁木距今1050±90年，树轮较正年代距今995±95年。这大体与西夏时期相吻合。

　　从以上记述，充分说明宏佛塔是一座西夏时期的佛教建筑，它饱含着西夏佛教文化的各种重要信息，是西夏文化和佛教艺术最集中的载体。

　　二、宏佛塔天宫装藏物中，经过清理，我们将已污染而残破成条状的绢画残片与画轴及时送往北京，敬请中国文物研究所著名文物修复专家胡继高先生亲自动手，进行加固修复，共抢救出西夏绢本卷轴画14幅，其中较清晰完整的12幅，属唐宋传统画风的绢质卷轴画6幅，藏密风格的曼荼罗(唐卡)画6幅。

　　西夏绘画在承袭中原传统的同时，吸取回鹘、藏密的艺术成就，融入本民族的习俗，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画风有两类：一类是构图精巧，运有勾描、皱擦、点染等传统技法，创造出意境深沉的作品。这类作品充分施展了线描的功能，用铁线、土红线勾勒人物轮廓，用棱角毕露挺拔坚实的“折芦描”绘出厚重的衣纹，用顿挫分明的“钉头鼠尾描”绘出强健的肌肤，用“游丝描”绘出篷松杂乱的头发。线条密集有力，多种描法并用，各尽其妙，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敷色以青绿为底，着色晕染简单清淡，有较好的陪衬和装饰效果。另一类是方圆相间、浓彩重抹、色调深沉的藏密曼荼罗(坛城)画“唐卡”(藏语：卷轴佛画)，这类绘画西夏后期较多，除了河西一些石窟寺保存有一部分壁画和流失在海外的，国内存留发现的极少。宏佛塔天宫发现的西夏绢画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中卷轴画的空白。特别是两大幅《炽盛光佛图》，更是卷轴绘画艺术的珍宝。因为反映星象崇拜的佛画，保存下来的极少。宏佛塔天宫出土的两幅《炽盛光佛图》卷轴画，是唐代以来才有的这类题材作品中的精品，其功力和构图神韵均在幸存于世之作品之上。炽盛光佛结跏跌坐，周围环绕11身星官。主尊之上方12个圆形图案为希腊的黄道12宫位，画面上两侧有两组神象，每组14身汉官形象，为28宿。星象崇拜在西夏颇为盛行，甚至有专供星象的神庙。玄武大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供奉的道家尊神，因自古以来中原多受北方游牧民族进袭和骚扰，故而塑造出一批扫荡漠北、保境安民的英雄和神祗形象，寄托人们追求和平、安居乐业的愿望。对它形象和威武气质的描述，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而其图像仅在明清一些寺庙的塑像、壁画中见到。宏佛塔天宫发现的这幅《玄武大帝图》应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道家玄武大帝神像图，这对研究道教传统文化和在西夏的流传意义十分重大。

　　西夏后期，由于藏传佛教渗透，反映藏密的艺术品曼荼罗(坛城)画唐卡，在西夏境内骤然兴起。这类绘画有一定的构图和制画模式，一般以供奉的本尊、护法神、尊者(上师或国师)为中心设坛，四周有序配置佛、金刚弟子、侍者菩萨、护法、僧官等，施色浓艳厚重，以突出佛法密宗义轨和神奇威严的宗教气氛。保存至今的这类艺术珍品，多为明清时期作品，宋元时期的为数不多。宏佛塔天宫发现的藏密佛画，为研究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普及流传，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宏佛塔天宫发现和抢救出来的这批西夏绘画，因为出土地点和时代脉胳十分清楚准确，因而成为绘画艺术的断代标本，这是保存在俄罗斯的黑城遗址出土的绘画艺术品无法相比的。

　　三、 宏佛塔天宫装藏物中，大量是彩塑像残件，有佛头像、佛面像、罗汉像、力士头像、像身、像耳、像臂、像手、像足等，造型都很细腻、圆润、生动、传神。我们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文物修复专家王振江亲自操作，指导整理对合加固，共修复出佛头像3尊、佛面像2具、罗汉头像6尊、力士头像1尊、罗汉坐像4躯，填补了西夏彩塑的空白。

　　西夏彩塑，采用传统的泥塑加上彩绘妆銮，用捏、塑、贴、压、削、刻等泥塑技法，塑出简明的形体后，再用点、染、刷、涂、描等绘画技法赋彩，润饰皮层细节，体现质感，是“塑容绘质”的传神之作。河西地区石窟中保存有一些西夏彩塑，但在元明之际又被粉装彩绘修补过。宏佛塔天宫出土的这批彩塑完整地保留了西夏时期原始风貌，弥足珍贵。

　　四、宏佛塔天宫装藏物中，清理出西夏文印经木雕版残块二千余块，除最大的一块未全部碳化外，其余全部碳化脆裂变黑，但版面刻文大多仍很清晰。大部分版两面均有刻文，部分版仅一面有刻文，从字号归纳，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版式。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的珍贵实物资料，在著名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胡继高指导下，组织文物修复技术人员张莉，及时对这批雕版进行捡选拼对、加固修复，抢救出大字号的西夏文木雕印经版7块，中字号西夏文木雕印经版15块，小字号西夏文木雕印经版十余块，其中3块残版拼对出一块厚约1．2厘米、宽约10厘米、长38．5厘米的小字西夏文木雕印经版，成为研究宋代印刷事业的珍贵印具资料。

　　佛经的缮写、刻印和施放，是佛教流传的重要环节，并对西夏书法艺术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刻本已不多见，雕版更是罕见，而宏佛塔发现和出土的西夏版成为文化科技史上的稀世之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说明宋代发展起来的印刷事业已流传普及到西北，被西夏等少数民族所承袭，并继续向西传播至欧洲，同时也说明，西夏的印刷事业已十分发达，该塔区曾是西夏一处重要的译经印经场所。

　　宏佛塔天宫的几大类重要发现，被北京学术单位文物考古学界专家学者评选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抢救维修的资料，经过笔者和于存海、何继英的整理研究，写成报告和论文，并请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和古建筑修缮专家姜怀英先生撰写研究文章，编辑成《西夏佛塔》一册，由文物出版社做为中国古代建筑大型图录类书印本，于1995年出版，在海内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