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区藏族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的历史考索

　　关于康区藏族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的历史考索

　　作者： 赵心愚 秦和平

　　［摘要］ 在浩瀚的藏族文献中，康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品种多、数量大、覆盖面广，还因其多用汉文撰写，影响相当广泛。历史上曾经反复被人辑录，方便学者，弘扬藏学。本文在查阅绝大多数康区藏族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进行历史考察，介绍编辑康区文献及索引的缘由及经过，指出其成功与不足，并结合清朝及民国政府的统治特点，着重阐述康区汉文文献的地位、类别、存藏特点，以及利用状况，等等。

　　［关键词］康区文献；辑录；历史考索

　　［中图分类号］G254“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3）04-0083-07

　　一、康区的地理位置及重要性

　　康区俗称喀木，范围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是联结西藏高原与内地的过渡地带。

　　从地貌上讲，康区中部及南部为横断山脉地带，这里山脉绵延，呈南北走向，雪岭高耸，峡谷深邃，三江（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并列，切割严重；康区北部为青藏高原的顶点，是长江及黄河的发源地。

　　康区居民以藏族为主，高地草原以畜牧业为主，河谷地带以农业为主。其边缘地带生活有少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珞巴族及僜人，他们以农牧并重经济为主。

　　由于康区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位置重要：中央政府如欲治理西藏，须以康区为依托；西藏如欲与内地加强联系，亦须借道康区，故有“治藏先治康，稳藏先稳康”之说。

　　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以来，清政府不断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康区的特殊中介地位也日益凸显。为有效地管理，清政府将玉树25族交西宁办事大臣直接管辖；云南在丽江府下设立中甸厅，管辖阿墩子（德钦）等地；四川建立打箭炉厅，隶属雅州知府；设立化林协，属于建昌镇；辟川藏路南线为入藏官道，于理塘、巴塘、昌都、拉里等地设立粮台，委派粮务委员及守备，维护交通安全，监控地方政治，制约土司头人；在若干咽喉地段设立汛塘，驻扎军队，任命千总、把总、外委等，维系社会稳定，确保道路畅通。

　　20世纪初，鉴于列强侵略的加剧，藏危边乱，康区地方政治也大受影响，清政府特别设立川滇边务大臣，实施各项改革，加强统治力度，巩固康区，屏障西藏。

　　1939年，国民政府设立西康省，置省会于康定；在西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以西康为抗战后方，藉此增援四川，支持滇西，稳定安多，镇摄西藏，预防分裂，维护统一。其时，玉树、迪庆等地也建立相应的行政机构，实施直接的统治。

　　二、以往文献辑录概况

　　康熙、雍正年间，随着清政府对康区统治的加强，大量禀文、表册等资料因之出现。除部分文书上缴朝廷，成为档案保存皇史宬中①，尚有若干资料被一些官吏士绅抄录，编入《打箭炉志略》、《雅州府志》、《理塘志略》、《巴塘志略》等书籍。应该说，此为大规模辑录康区资料之始。

　　清代后期，受形势的影响，康区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资料的辑录也更为广泛，其意义也更加重要。

　　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弱肉强食，旧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列强环伺下，西藏地区不再是安宁的绿洲，同样面临被肢解的危险。藏危边乱，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于是，加强康区统治、屏障西藏等问题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清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从这些行动中产生数量不菲的奏牍咨禀，部分被分门别类、编辑成册，如《清末川边档案史料》、《赵尔丰川边奏牍》等；还有部分存藏北京、四川、青海及迪庆等档案馆中。

　　斯时，天主教会进入康区开展活动，一度扩张至西藏昌都。教会活动引起僧俗大众的惊慌；更因法国政府利用天主教，欲与英俄抗衡，牟获利益，激发藏族僧民的愤怒，大小教案因之爆发。这些文字资料大部分保留下来，辑录成册，即《教务教案档》部分。

　　上世纪20年代末，诺那呼图克图从拉萨逃出，借道印度辗转来到南京，创办《新西康》杂志，介绍康区等情况，曾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接着，国民政府为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等（后扩展为蒙藏学校），招收当地的藏汉族学生。这些学生来到内地，眼界大开，萌生并增强爱国爱家乡的意识，创办了《康藏前锋》、《新青海》等刊物，宣传康区。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曾派遣特务潜入蒙古、西北及西南民族地区秘密活动，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试图分裂中华民族。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救亡图存，政界及学术界呈现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开发边疆的热潮，其中包括认识和研究康区。如，各主要边疆民族刊物均出版“康藏专号”，等等，从而激发辑录资料（含论著）工作的开展。

　　为方便论述，我们将过去康区藏族文献的辑录分作论著（含资料等）索引辑录与文献辑录两部分加以述说。

　　（一）论著索引概况

　　1935年，吴玉年（丰培）、傅成镛在《禹贡半月刊》4卷2期上发表《西藏图籍录》、《“西藏图籍录”补》，似为国内较早有关藏学的论著索引。此两文内容虽重在西藏，偏好书籍，但其中若干条目涉及或者就是康区。

　　同年，姜仲明在《康藏前锋》2卷10—11期、3卷2期上发表《康藏问题论文索引》。表明索引搜集的范围扩大：从书籍扩张至论文，但其内容仍以西藏为主。

　　1937年，《禹贡半月刊》出版康藏专号（6卷12期），除刊载吴玉年《“西藏图籍录”拾遗》、郑允明《“西藏图籍录”再补》文章外，还载有北京图书馆舆图部《康藏论文索引》，它们充实了姜仲明搜集的内容。

　　1938年，《边疆半月刊》（3卷10—12期合订）刊载高迈《民元以来边疆问题论文索引——康藏部分》一文。因我们手上这期杂志的相关部分被人故意撕去，不便加以评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一则酝酿多年的西康建省构想得到实现，康区（指四川部分）建立省级地方政权，确定了工作目标及行动步骤，凝聚或动员相关人员，支持部分经费，提供较为便利的条件；再者，抗战局势的严峻，需要加大认识和开发边区的力度，提供人力及物质资源，建设巩固大后方；以及沦陷区的部分学者来到后方，利用特殊的区域优势，运用和实践掌握的理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凡此种种，促使认识及研究康区步入全面及深入阶段，相关论著的数量骤然增多。

　　1941年，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的部分人员经过数月努力，将该所搜集的西康资料加以整理，分类编列，印刷《西康研究资料分类编目》第1册，134页，共约六七百余条目。受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局限，该书辑录的条目系常见的《康导月刊》、《康藏前锋》、《四川月报》及《川边季刊》等杂志，以及《新新新闻》、《新康报》报刊。

　　不可否认，该编目存在这样的缺陷：收录范围狭窄，相关报刊颇有遗漏。该所编撰人员亦深知其不足，特别附言“各方人士如有关系西康之资料，尤望惠示篇目，用使征购借抄，俾研究资料更形丰富，西康文献益臻完备，实至幸也”①。令人遗憾的是，该书的流传范围似乎相当有限，除我们外，目前尚还没有见有人引证或介绍过，而且我们也是在编辑完成《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后，在一次非常偶然机会中才得以发现的。

　　1942年，丁实存以石村为笔名在《康导月刊》3卷及4卷连续发表《康藏书录题解》及第5卷持续刊载《康藏书录题解续辑》②。从当时的环境看，丁实存的介绍相当全面。但是，该题解仍着眼于书籍的搜集，基本上不涉及单篇的文章；加上提解本身需要一定数量的字数表述，占有不少篇幅，故《题解》及《题解续辑》的实际容纳量比较有限。

　　1945年—1946年，古道济对抗战期间国统区主要边疆民族研究刊物的相关著述收集整理，分门别类，撰写了《战时我国民族学选目》上、下两文，刊载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③。该文基本上囊括了后方发表的民族学论著，内容全面，其中不少涉及康区。

　　抗战结束后，原沦陷区的部分学者随校返回原籍，康区的研究力量受到削弱，但主要受内战爆发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影响，致使认识及研究康区的工作陷入停顿，相关论著索引的工作也难以进行。

　　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二所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汇集清末民初的部分历史著述目录，编成《中国史学论文索引》。1979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此基础上，汇集民国中后期的相关著述，编成《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④。这两部索引均程度不同地涉及康区，但数量较少，很不全面。

　　1981年初，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七八级同学认为“我们在学习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过程中，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本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方面的论文资料索引可供我们使用”，给学习及研究等造成诸多的困难。于是，这些同学在院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编辑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论文资料索引》上、中、下3册，此资料于1982年底由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内部出版。

　　就热情而言，这些同学的确令人十分敬佩。然而，他们毕竟对民族历史及编辑工作不够熟悉，以为只要明确个人的收集范围，汇合起来，就可成编。此资料的成绩积极，但不可否认，其中的错讹不少，划分也不明确。单就康区藏族著论目录而言，基本上是抄录《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二编。前书的错误，这里照录；前书的正确，这里则出现一些错误。仅此而言，我们如欲利用，也难以着手。

　　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汇集清代部分的相关著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与《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出版时间相近的两部索引不能不提及。一是1985年由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印的《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国民族研究参考简目》。该书以中央民院图书馆存藏的古籍为主，交代各书籍版本情况。仅就关于康区藏族的古籍而言，我们认为《简目》应该是最全面的。一是吕名中主编的《南方民族古史书录》。此书于198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中央民族学院以外部分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可补《简目》之不足。

　　或许受条件的局限，前述的各部论著存在某些不尽如意之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在编辑本文献辑要时，都程度不同地进行参考或加以利用。

　　1995年，刘洪记、孙雨志合编《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一书，共计148万余字。此书虽于1999年12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但因我们工作于西南边隅，信息不灵，见闻有限，直至去年底（2001年），才得知有此书，通过邮购方式得到。此时，我们的论著索引早已基本完成。此项提示，虽说来得十分迟，但至少比不提示为好。在阅读该书之后，我们直接利用《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并不多。

　　根据《中国藏学论文索引》提示，我们查阅了杨茂森《西藏学研究资料》及鄂贵京《1906—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关于藏族史学研究论文索引》等文章。因他们辑录的索引已经被刘洪记、孙雨志收录，故我们未能利用。

　　另外，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日本贞兼绫子编、钟美珠译《西藏研究文献目录》一书，我们未能寻找到，颇感遗憾。

　　（二）文献选辑概况

　　关于康区藏族文献的选辑，首先应提到刘赞廷的搜集、选辑与撰写。

　　刘赞廷系清末河北人，早年从戎，参加边防军，转战康区，经历多次战斗，升任统领等职，后供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刘赞廷虽说行伍出身，但颇有文人气质，喜好吟诗作赋，广泛收集资料，利用搜集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等史料，编撰《西康建省记》、《康藏交通择要》、《三十年游藏记》等书籍，以及康区各县志书32种。刘氏晚年，收入匮乏，生活拮据，有时赖友人救济过日子①。为维持生计，他将多年搜集的资料编辑成册，标明价格试图出售。上世纪50年代初，这部分资料终于被重庆博物馆收购。

　　60年代初，吴丰培先生为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筹）购置图书，来到重庆，得知此消息，通过组织关系，将此资料借调北京，由民族文化宫油印，散发相关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原稿仍归还重庆博物馆。故这批资料得以存藏于全国部分图书馆，被有关部门及学者利用②。尔后，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巴蜀书社辑《西藏地方志19种》、陈家琎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2集等，均依据刘赞廷的资料。

　　《川康边务资料辑要》。此套资料系贺国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时，组织一批人搜集康区资料，按照疆域、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建置、种族、户口、官制、交通、民政、司法、财政、教育、警团、垦务、产业、礼俗、生活情形、语文、宗教、名胜古迹等条目，剪裁并汇集相关的报刊资料，分门别类，编辑康定、沪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新龙）、德格、雅江、理化（理塘）及巴安（巴塘）等地资料辑要。

　　1953年，西康省有关部门将《康导月刊》等资料分门别类，其间穿插一些“特殊”人物的口述资料，编辑《旧西康省康属概况》（初稿）10余卷，在极小范围内流通使用。

　　1959年，四川民族调查组依据甘孜州及康定县的相关档案，编辑《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据说，该资料集共有四册，第一册是政法部分，第二三册分别是财经部分的上、下，第四册为其他部分。这些资料以油印本形式于1962年内部发行，使用范围极小。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此资料系四川省档案馆等依据设治与政务、赋税征收、户口与乌拉差役、商业及工交、寺院与土司、文教与社团、康藏关系等类别，选编四川省档案馆存藏的部分档案资料，汇集成书，于1990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清代、民国年间康区的统治特点及汉文文献的地位

　　（一）康区的统治特点

　　康区属于藏族聚居区，特征突出，个性鲜明。清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其他藏区不同的统治方式，以直接管理为主，间接统治为辅。

　　四川甘孜等地的行政归打箭炉厅同知管理，军事属于化林协副将管辖；川藏路一线，行政上有粮务委员“供应差务，钤辖土司，支放汉土官兵粮饷”，直接管理；军事上有驻防都司“统领汉土官兵，防守地方，查缉盗贼”①，用以控制；加上把总、千总、外委等驻守各汛，各司其责，形成严密的统治网。打箭炉厅同知之下，有明正土司、巴塘正长官土司、巴塘副长官土司、里塘副长官土司、德格土司等120多个土司统辖；土司之下，更有数量众多的土千户、土百户及大小头人，层层负责，分级管理。

　　青海玉树等地由西宁大臣统治，委任千户1员、百户31员、百长69人等直接管理②。

　　云南德钦及中甸等地，属于丽江府中甸厅同知管辖。

　　昌都等地既隶属驻藏大臣，但主要归帕巴拉呼图克图等数位呼图克图分别管理。

　　这样的统治方式，适应了康区的实际，有效地施展清政府的权力，保障了清朝的统治权威，维护了社会的安宁，得到土司头人及僧俗大众的拥护，并对清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也起到支持与屏障作用。

　　康区系藏族聚居区，藏族群众崇信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在这里的地位如何，是否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权？藏传佛教各派别，如黄教、红教、花教、白教，以及苯教均在康区广泛流传，但从总体上讲，藏传佛教任何一派及苯教在康区都不占统治地位，其控治力量仅表现局部地区。作为黄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对于黄教寺庙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但对于其他教派，他的作用并非如此，此便是康区不同于西藏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利用藏传佛教，藉以树立其在康区的统治权威。正如有人所说：

　　“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非德化之不及也。地有中外，人有醇顽。彼西域之人，目未睹圣贤之书，耳未闻道德之言，所习者佛耳。故以佛之慈悲，即去其残暴之气；以佛之庄严，即生其畏敬之心。我皇上知其然也，故以佛治之。然佛不可见，而以有道之高僧主之。广其居、厚其禄，名之大喇嘛。彼以为大喇嘛即佛也。见大喇嘛如见佛，以故埋首伏地，惟大喇嘛之命是听，而一切贪嗔残暴，俱不生焉。此治于大喇嘛即治于佛也。夫大喇嘛为我皇上所简放，以治斯民，则大喇嘛固倾心输诚于我皇上也。彼见大喇嘛而倾心输诚于皇上，即佛之倾心输诚于皇上也。佛而倾心输诚，彼民焉而遂生凛王之章、服王之教，群听命于我皇上也。此无声之教，无形之化，治夷之善。我皇上所以超轶古今也。”③

　　清末，鉴于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加强对康区的统治力度，除了将驻藏帮办大臣的驻地由日喀则东移昌都外，还设立川滇边务大臣，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土归流、直接统治、发展经济、推行教育、以期固康保藏、抵御侵略。

　　民国年间，除昌都等地外，国民政府在康区建立各级政权：甘孜地区，在完成从川边镇抚使到西康特区过渡后，建立西康省，康定成为省会所在地。玉树，设立玉树理事这过渡性的县级机构；当青海省成立后，分别设立玉树、称多及囊谦三县，以此为基础，设立青海省第一行政区。德钦、中甸均设立县级政权，仍隶属丽江专区管辖。

　　以上史实清楚地说明：清代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在康区有效地实施统治，汉语文成为官方语言文字，用以颁布政令，制定法规，通行各地，教化民众，并记载情况，反映问题。

　　（二）汉文文献的地位

　　清代，康区始终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汉语文成为当地的官方通用语言及文字；在商贸活动中，除藏族商人外，不乏汉族、回族商人参与其间，汉语文约定俗成为公共语言，为各方人士接受。因此，汉语文流行并传播于康区的政治机构及商贸场所，渗透于重要城镇、交通要道及部分边缘地区。民国年间，随着统治力度的增强和商贸活动的频繁，汉语文的重要性更得以凸显，使用的范围迅速地扩展，为更多的人接受与习用。

　　康区的统治特点、商贸交流及汉语的使用状况决定了汉语文具有重要的作用，汉文资料是认知清季民国年间康区藏族社会阶层、政治统治、经济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基本依据。尽管藏语文在康区也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民间，但是它并不能否定或替代汉语文。目前，仅我们所知，除德格有数量极少的藏文档案外①，在康区其他诸县，难以搜寻宗教内容以外的大宗藏文资料。这便是我们为何竭力搜集康区藏族汉文文献的缘故。

　　（三）文献的类别及利用状况

　　表面观之，康区藏族文献很多、内容有异、表述不同。但透过现象看实质，其中仍有规律可循。这一规律就是当时的社会热点和列强侵略的着力处，而且它们无一例外地从属于中国社会大环境的运行。下面，我们拟就清代及民国情况加以介绍。

　　1、文献类别

　　（1）清代的文献

　　清代，康区文献资料集中于天主教传播、教案爆发及赵尔丰经营措施两大类别。

　　1860年（咸丰十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教会得以进入内地公开活动。在清政府的保护下，天主教会进入康区，在康定、巴塘及昌都等地建立教堂，拟入拉萨开展活动。但是，天主教活动受到西藏僧俗大众的激烈抵制，反复发生冲突，一再地酿成教案。传教士及部分教徒被迫从昌都撤至巴塘等地，南下盐井、维西等地，北进道孚、炉霍。尽管如此，受西藏形势的影响，巴塘等地仍持续地发生教案，触发清政府加强统治的行动。关于教会活动及教案资料，以清总理衙门的档案最为详细，故我们在本书中罗列了相关资料的索引。另外，《清末教案》1—5册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等也有补充资料②。

　　1904年，英军武装入侵，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订立城下之盟——“拉萨条约”。接着，巴塘等地发生教案，教堂被摧毁，传教士被杀害……针对列强环伺、藏区不稳定的现状，清政府拟加强统治力量，预防分裂，阻止侵略。治藏先治康，清政府特别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任命赵尔丰担任，改土归流、设置府县、发展经济，演出清末筹边行动中最辉煌的一幕。

　　这时期的文献，目前公开出版的有吴丰培的《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西藏与四川省社科院的《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1编等资料。此外，尚有若干资料再版面市，故我们编辑相关的论著索引，提供读者查阅对照。

　　（2）民国的文献

　　1912—1928年间，虽有尹昌衡、张毅、陈遐龄、刘禹九等拥兵坐镇，但康区混乱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的治理。1928年，刘文辉打败刘禹九，控制康区，安定了形势。其时，诸如西康教育研究会、西康文化促进会、西康边政研究会、西康边政学会、西康分会等团体先后成立，触发认识康区热潮的升温。稍后，诺那活佛在南京创办《新西康》杂志；在戴季陶支持下，《新亚细亚》等创刊发行，扩大了康区在全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日寇侵略的步步深入，抗战迫在眉睫，后方的开发及建设问题提上日程。康区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等，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随之而来，对其认识与研究全面铺开，并向纵深方向发展，以1938—1943年间达到高潮。

　　统计这期间的文献，大致集中以下方面。

　　政治方面：突出反映1930年甘孜大白事件①，1937年稻城贡噶岭事件，1938—1939年间建省问题，1939年班禅事件，抗日战争，以及对地方势力调查等等。

　　经济方面：集中体现在改革乌拉，调查及开掘矿山资源，利用森林，改良畜种，引进草种，深加工畜产品，调查利用水利资源，勘探建设公路，建设康定等城镇，川康合作，以及调查锅庄等内容。

　　宗教方面：对各派喇嘛寺庙的调查，管理喇嘛的方式及法规的拟定，以及喇嘛寺的活动情况，等等。

　　教育方面：国民教育的情况调查，教学方式的探讨，发展完善教育，以及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等等。

　　民俗方面：介绍康区社会的风土民情，妇女地位，婚姻情况，以及社会组织，等等。

　　游记方面：突出反映康区的地貌概况，气候特征，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习俗，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期间出版的《边政》、《戍声周报》、《华西边疆学会研究杂志》3种杂志在康区文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边政》反映了廿四军的早期施政情况，以及对康区各属的调查资料等；《戍声周报》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之交康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风俗情况；《华西边疆学会研究杂志》表现了外国人在康区的认知及研究概况。故我们编辑论著

　　索引时，未将其打乱，保留整体，突出其特色。

　　（3）康区文献资料的存藏特点

　　清代，有关天主教会活动及教案，一是存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部分资料系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编入《清末教案》1—5册；一是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部分资料是总理衙门奏折、咨文、禀文、详文及电报等，已编辑《教务教案档》1—7辑，出版发行。

　　有关赵尔丰等资料，主要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及刘赞廷编辑的书籍中，目前出版有《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赵尔丰川边奏牍》等书籍。

　　民国年间，关于康区藏族的著作，散存全国部分图书馆，但主要存藏于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康定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南京大学图书馆。其中，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存藏的种类最多。

　　康区的杂志报纸多数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发行，除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外，还带有较为短暂的时间性，故多存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康定图书馆。另外，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陪都是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内迁四川等缘故，故南京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及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存藏品种较多、数量较大，尤其是南京图书馆。

　　2、文献的利用状况

　　仅我们所知，有关部门及学术界在康区藏族汉文文献的运用方面，除对清季天主教会活动和教案资料，以及赵尔丰等资料有所利用外，其他部分的资料很少利用，特别是民国部分。80年代后期，冯有志、周光钧两先生有鉴于此，不顾年迈体弱，凭借记忆，参考部分相关资料撰写了《西康史拾遗》①。应该承认，这套书是我们看见的近年来质量颇高的著作，但是它仅勾画了宏观的粗线条，需要利用资料补充或扩张者尚多。

　　然而，数十年时间过去了，为何康区文献资料利用不多呢。除了过去人为设置的“禁区”外，原因在于缺乏康区藏族文献资料的编目索引。

　　索引的缺乏，人们不知道资料的积累概况以及过去研究的状况，新入者无坐标指引，不知从何下手，茫茫书海难寻路；涉足者无参照系数，不知道过去研究的程度，自然也不会了解自己研究的深浅。没有索引的指示，寻找相关资料犹如大海捞针，无的放矢，影响开发与利用。科研条件较好的学者或许依据其图书馆的存藏优势予以弥补，更多的人只得“望洋兴叹”，无可奈何！这既是影响利用的主要阻碍，亦是我们试图考索历史、编辑论著索引及文献的重要原因。

　　关于我们的具体辑录情况，请参见《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②，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本文责任编辑（特约）　赵云田］

　　［作者简介］ 赵心愚，1953年生，西南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秦和平，1952年生，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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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P84

　　①这些档案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相关资料，请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藏族档案目录》。

　　注解：P85

　　①华西协合大学边疆研究所：《西康研究资料分类编目》［J］，1941年12月，第1册，第134页。

　　②《康导月刊》［J］，第3卷12期，第4卷1—4期，第5卷4、7、8期。

　　③此两文分别刊载《民族学研究集刊》［J］，第4期、第6期。

　　④《中国史学论文索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注解：P86

　　①据任新建先生讲：他小时候，曾多次见到刘赞廷来他家，个子颇高。每当刘赞廷离开时，其父任乃强总会给予一些经济支持。

　　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这套资料未加以整理，只是简单地将其油印，重复或错误不少。当年，吴丰培先生每向我们谈到这批资料时，深感遗憾。

　　注解：P87

　　①陈登龙：《里塘志略》［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职官，第5页A。

　　②周希武：《玉树调查记》［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4页；青海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青海历代建置研究》，1987年印刷，第275页。

　　③陈登龙：《里塘志略》，卷上，喇嘛，第10页。

　　注解：P88

　　①关于康区各县的档案情况，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以及即将出版的青海及迪庆州部分。②此两套书籍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者出版于1999年，后者出版于1985年。

　　注解：P89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将其资料辑录，编为《康藏纠纷档案选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注解：P107

　　①冯有志、周光钧：《西康史拾遗》［M］，甘孜州政协1987、1989年内部印刷，上、下。

　　②《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即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来源： 中国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