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中的西藏民间面具艺术（4）

　　在以上的西藏民间面具表演仪式中，一方面，面具可以很好地实现表演中对角色转换的需要，虚假的面具能够给人们以更逼真的表演效果。它不仅可以引导演员较快地进入角色，也能使观众的内心迅速融入具体的表演情境，这是面具表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由于附着于人们面部的面具表情是单一的，或者怒，或者喜，或者平静，或者诡异，缺乏动态和灵活变化的表情内容。所以，以上五种面具表演无一例外地需要演员借助各种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对面具角色进行大量的诠释与补充使角色表演更加丰满，如说唱、舞蹈、仪式性动作等，这些都弥补了面具在艺术表现中的缺憾。所以，几乎不存在单纯的面具表演。如藏戏作为比较成熟的面具表演，综合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说唱舞蹈；牦牛舞以舞蹈为主说唱为辅；卓舞以单纯的集体性舞蹈的表现手法为主；“折嘎”以说唱为主身体动作为辅；“吉达吉姆”也是以歌舞为主的仪式表演。

　　在西藏民间面具表演的两类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具并没有直接地像宗教面具那样很鲜明地、一目了然地展示某一个神格的各种力量（威慑或感召）。民间面具的表达方式是比较间接的，象征手法是个关键，“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1]

　　由于民间常常不具备组织化的制度性宗教的权威和控制力，他们并没有获取可以直接与神灵对话的资格与权力。我们看到，上述的五类面具的外型大多是很普遍的人格造型，如牧人、老人、僧侣、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角色，他们要获取神圣的力量以改变现状，如富裕、丰收、除魔、驱雹，就得依赖间接的象征手段达到目的。象征的意义遍布了那个既粗糙又简陋的面具上，将象征的意味细致到了每一个小装饰品和每一小撮羊毛上。象征是一种手段，最终是要借助到一种力量，那就是神格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可以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一种地位逆转或递进的转变，如有魔——无魔、有雹——无雹、吉祥——更加吉祥、丰收——更加丰收等等。特纳（Turner）深刻地揭示了面具的作用，他认为，“就跟大部分地位逆转的仪式一样，遮掩身份是为了侵略性的目的，而不是谦卑下来”，[2] 面具将超自然存在物的力量赋予了人们，使人们可以大胆地去做他们平时不敢想象的事情，实现“地位的逆转”。

　　以”吉达吉姆”的面具仪式为例，母亲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四个兄弟象征了西藏传统社会中的一夫多妻的普通家庭，四个僧侣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象征了掌控神权与政治的上层精英。仪式中有资格戴面具的父亲、母亲与僧侣，代表了整个社会中上、下两个阶层的力量，他们共同象征着社会中所有“人”的力量，那个象征着雹魔的干羊腿则被看成是具有恶意的“神”的力量。这就形成一组对抗的结构。当人们举刀拉弓将干羊腿斩断之前，人们的地位是消极被动的，斩断时显现了改变地位的决心和主动性，斩断后结构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抗争获得了胜利，困难得到了解决，地位得到了提升，即“地位提升与地位逆转的阈限”。这用“结构与反结构”理论解释再恰当不过：“生命危机所提供的是这样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之中，并且借助这种仪式，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与处在这些位置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会重组，而且这种重组常常是十分彻底的”。[3] 另外，“吉达吉姆”面具表演再现了两组关系，即社会等级关系和人神关系，通过在仪式中强化了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上层喇嘛阶层与下层普通家庭），并重组了非正常的人神关系（神惩罚和激怒人）使之恢复到正常的理想状态（神为人服务），这都是强化现实社会秩序的体现和需要，以反结构的形式实现了结构的再度平衡。

　　四、结 语

　　尽管面具是古老巫术和宗教文化的产物，但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社会生活中面具不仅保存了古老的巫术、宗教内容和表演仪式，即使是在现实社会中也长盛不衰。比如儿童的游戏面具、成人的假面舞会、电视节日中出于掩盖当事人真实身份而给他们戴上面具，等等。尽管人们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脸部文化，但是展示与掩盖自我、解构与建构自身角色同样被需要和颇受重视。由于面具的掩饰与替换角色的表演功能，且具有天然的仪式属性，常被用于非日常状态的仪式过程，也是面具受到庆典与宗教仪式青睐的重要原因。以西藏民间面具为例。西藏面具分为宗教面具与民间面具两大类，前者以神格面具为主，后者以人格面具为主。西藏民间面具主要有五类，即藏戏面具、牦牛舞面具、卓舞面具、“折嘎”面具和“吉达吉姆”面具。这五类面具的表演都在特定的仪式中进行，根据仪式的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藏戏面具、牦牛舞面具、卓舞面具、折嘎面具表演的节庆仪式与”吉达吉姆”面具表演的治疗仪式。这五类面具外型均是很普遍的人格造型，如牧人、老人、僧侣、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角色，他们要获取神圣的力量以改变现状，如富裕、丰收、除魔、驱雹，就得依赖间接的象征手段以达到目的。尽管民间面具比较简陋与粗糙，但是面具造型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了神性的象征意味，在某些面具仪式中还出现了象征人神对抗的反结构，凭借此，面具仪式才可以实现对人们对目前地位与现实状况的递进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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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维克多·特纳（Turner）著，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页。

　　[2] （英）维克多·特纳（Turner）著，黄剑波、柳博贇译：《仪式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3] （英）维克多·特纳（Turner）著，黄剑波、柳博贇译：《仪式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