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路

源起武夷山的武夷古茶路,是一条南起福建武夷山,跨过鄱阳湖、长江、黄河、中原大地,越太行山脉、大漠戈壁,北达蒙古、俄罗斯,绵延清代200余年,长达万里的茶路。

　　古往今来,武夷山茶叶由下梅村古镇出发,源源不断地销往俄罗斯,直抵欧洲腹地。由此武夷山茶路成为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亚欧国际商路。

　　「茶路」源于晋商

　　清乾隆二十年春天,武夷山脚下的下梅村迎来了几个山西人,和以往的客人不同,他们似乎对武夷山的奇峰秀水不感兴趣,而是每天在附近的茶山上走走看看。

　　一天,他们向当地人提出请求,要购买下梅村附近的荒山。当地人以为是笑谈,便随口开了个高价。山西人痛快地答应了,当即签字画押。

　　几年之后,这些山西人以下梅村为起点,奇迹般地开辟了一条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路不仅成就了武夷山茶叶的世界声誉,也为一批山西家族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如今,我们称这些山西人为晋商。晋商为什么选择了武夷山,武夷山的茶叶又是怎么成就了晋商呢?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炊是每个俄罗斯家庭必不可少的器具。俄国人喝茶的习俗还要从300年前中国的武夷茶说起。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茶叶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后大加赞赏,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

　　「茶业」兴于明朝

　　明洪武二十四年,一道诏令从紫禁城发出。诏令规定:此后各地进贡的茶一律由团茶改为散茶。明之前,地方进贡的是一种工艺极其复杂,外形无比奢华的“龙团凤饼”,这种贡茶的制作需要耗费大量民力、财力。明朝建国后,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减轻民间负担的政策,废“龙团凤饼”就是其中一项。

　　朱元璋没想到,他的这一诏令催生了武夷山茶叶制作新工艺的诞生。后来,这种工艺改写了茶叶史。

　　茶叶的产量提高了,逐步走向了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以前王公贵族、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喝的茶,普通百姓也能喝到了。

　　武夷山道路曲折,山高峰险,茶树分散在方圆百里的不同地方,采茶时要翻山越岭。由于茶叶需求急剧增加,采茶量也随之增大,采摘的茶叶由于长时间曝晒,部分水分蒸发掉了。再加上采茶者颠簸行走,茶叶在挑蓝里来回揉搓,茶叶悄然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就是发酵了。

　　按照传统的制茶工艺,这些发酵的茶就成为废茶。然而,聪明的武夷山先人根据这种情况,发明了摇青、揉捻、焙火等一系列茶叶制法。将以前要被丢弃的茶经过如此加工,使之味道发生了奇妙变化,一跃成为茶叶家族的新星。中国茶叶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开始了。

　　「茶好」交易兴旺

　　武夷茶生长在山岩上,韵味非常好。发酵过的武夷茶香气好,叫作高香,它有岩韵、花香,香气悠长。同时经过发酵的武夷茶,对人的肠胃刺激比较小。

　　俄罗斯冬季寒冷,蔬菜缺乏,俄罗斯人食肉比较多,正需要喝经过发酵,含咖啡碱、茶多酚比较多,有利于消化和提高热量的武夷茶。

　　18世纪初,中国人优雅的饮茶风尚,以及充满艺术感的饮茶礼节,成为许多俄罗斯家庭谈论的话题。此时,这种东方饮品,已经不只是上流社会的所爱,也出现在了平常家庭的餐桌上。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围坐一起,喝着温暖醇厚的武夷茶,感受着异国的茶饮文化。

　　由于俄罗斯商队频繁出入北京进行贸易,皇城周围经常发生纠纷。1727年,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界约》,界约规定不允许俄国商人在北京经商,中俄贸易限定在边城恰克图。恰克图,俄语就是有茶的地方,可见,茶叶买卖在中俄贸易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

　　当时的包装,一包茶叶大约25斤,利润能有六七两白银,有些茶庄一年分给股东的红利就可以达到14万两～16万两白银。

　　在众多贩卖茶叶的中国人之中,山西榆次一个叫常万达的商人敏锐地把握了先机。乾隆初年,他迁居到中俄边界做起了茶叶生意。《恰克图界约》签订之后,他经营的茶庄成为生意最好的店铺。然而,常万达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为保证茶叶的品质,进一步打开俄罗斯的市场,他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经营方法,把茶叶生意从福建做到俄罗斯。

　　「茶商」名于邹氏

　　乾隆二十年,常万达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武夷山,当年的下梅村有着大片的荒山,一条连通东西水路的梅溪环村而过。常万达一眼就看中了这里便利的交通,花巨资将下梅村附近的所有荒山买下,作为茶叶种植基地。但这只是庞大茶叶生意的开端,接下来常万达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更大的挑战。

　　作为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常万达遭到当地茶叶同行的竞争和孤立。几经波折,他认识到,要想在武夷山立足,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本地家族作为合作伙伴。在下梅村诸多的家族中,几经考量,“景隆号”茶庄的主人邹氏进入了常万达的视野。

　　早年邹氏因饥荒从江西南丰逃难到武夷山下梅村,凭着吃苦耐劳、肯动脑子以及从老家带来的茶叶种植技术,邹家逐渐在下梅村站稳了脚跟。经历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在邹氏家祠,当年挑茶用的梅木扁担和麻绳,被放在祖先的牌位边,以激励后代子孙不忘艰苦创业的精神。

　　清代,武夷山汇集了许多像邹氏这样来自江西的经验丰富的茶农,他们的到来大大提升了茶叶种植技术。如今,在下梅村流传的山歌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初江西人到福建的情景。

　　邹家脚踏实地的品质和同心同德的教诲,给常万达留下深刻印象,而常家的雄厚资金也吸引了想扩大经营规模的邹家。于是一拍即合,常氏和邹氏联合经营的“素兰号”成为武夷山最大的茶庄,当年“素兰号”茶庄发货单的印模见证了下梅村最繁忙的年代。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下梅村成为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市,每天早上,三百多艘竹筏,浩浩荡荡来到梅溪。成吨的茶叶经过精心包装,搬运到这些竹筏上,开始了它们遥远的行程。

　　「茶路」万里迢迢

　　茶叶从下梅村出发,至江西河口,水运到汉口。经由襄樊、唐河北上至社旗镇。再换马帮驮运,走洛阳、晋城、长治、到祁县。再经过太原、大同、张家口到达归化。在那里,换驼队经过库伦,抵达恰克图。再分送到俄国的各大城市。全程近5000公里,这条路被后人称为“万里茶路”。

　　运茶的商队从武夷山到恰克图,跑一趟大约要一年的时间,途中要应付变幻莫测的天气,要防备强盗土匪的袭击,狼群出没的大草原和茫茫沙漠都可能使人葬身其中。这条千难万险的茶路考验着商队的毅力和决心,也激励着追求财富的人们。

　　根据崇安县志记载,在常家的带动下,山西的另外一些商业家族乔家、渠家、范家等,先后来到武夷山加入万里茶路的征途。这些家族和常家一起,把商号开遍大江南北,甚至还开到了俄罗斯,建立起一个纵横天下的商业帝国。此时,往返运送的货物,已经包括茶叶、丝绸、呢绒、糖、酒、药材、烟草等等,包罗万象,百货云集。不过,武夷茶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据统计,19世纪初,每年由晋商运到俄罗斯的各种茶叶已经达到二十万担。如今,在山西的这些晋商大院中,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富甲天下的气魄。

　　在常家庄园的后院,却有另外一番景致。中国南方特色的台、轩、阁、榭出现在这个北方的大花园里。万里茶路不仅给晋商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也把南方文化带到了北方大地,与当地的文化水乳交融。

　　与此同时,在武夷山脚下,晋商的巨大成功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梅村。邹家在常家的帮助下,组织起了自己的商队,踏上了去往俄罗斯的遥远征途。据说,邹家为了找到武艺高强的镖师保护商队安全,还立过一个规矩,谁能把堂前重达200多斤的石锁举过头顶,谁就可以娶漂亮的邹家小姐为妻,结果,在众多的应聘者中,一位来自山西的小伙子一举成功。

「贩茶」经济发展

　　在那段互相扶助、同心协力的日子里,晋商十几年一以贯之的经商理念深深影响了邹家。

　　加工制作的茶叶都含有一定的水分,越往北走气候越干燥,茶叶重量就会有一些损耗。晋商为了不让购买者吃亏,在包装茶叶时,都要多出四两,把损耗的分量算进去,到了内蒙古、俄罗斯等地,他们的茶叶也不会缺斤短两。

　　“诚信至上”、“以德取利”的经商之道,成为下梅村众多茶庄共同信奉的理念。邹氏家祠在万里茶路开通的五年之后拔地而起,当时,下梅村出现了一大批因茶而富的大家族。一时间,茶叶之路带动了整个闽北地区的发展。

　　武夷山市文联主席赵勇收藏着几件闽北独特的器皿,烧制于茶路最兴盛的那个年代。其中有个小马罐,上面有两个字:香茶,就像一匹马在驮着茶,反映了茶路开通之后,大量的茶叶经营者通过茶叶的运输发家致富,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

　　同时茶叶贸易推动了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与其他产品互市互换互易的发展。

　　江西河口,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因为地处武夷茶向北转运的必经之地,而迅速热闹起来。在茶路开辟后的十多年间,成为闽赣交界的第一大交通枢纽。如今,石板路上当年马车压出的车辙还清晰可见。在它鼎盛的年代,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像河口一样,汉口、祁县、张家口、包头、库伦,茶路沿途的众多城市因武夷茶带来的商机而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它们的崛起影响着随后百年间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

　　「饮茶」形成文化

　　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都沿着这条茶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

　　如今,武夷山的很多茶馆里,经常看到来自俄罗斯的客人。在武夷茶传到俄罗斯300多年后,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沿着当年的茶路来到武夷山,在武夷茶的故乡品茶,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茶香中,似曾相识的东方生活方式仍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今日的下梅村,已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下梅村的后代继承着祖先制售茶叶的生意,只不过,小店铺变成了现代大企业。几百年来,伴随茶叶的对外传播,武夷茶的品饮方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地方。

　　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袁枚,看到武夷山人喝功夫茶觉得可笑,茶杯小如胡桃,不够一口喝的。于是写诗:笑煞饮人如饮鸟。但是他在武夷山喝了几次后,感受到武夷茶的妙处。他又在文章里称赞: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为第一。

　　「品茶」成为时尚

　　如今或文人雅士闲聊、或商者贸易洽谈、或亲朋好友小聚,品“功夫茶”成为一种时尚。小小的一杯功夫茶冲泡起来极其复杂,对水质、水温、茶量、茶具都有极高的要求,惟有精准地拿捏好这些要素,才能把武夷茶的韵味发挥到极致。泡好后需用小杯小口品尝,方可感觉到苦涩之后的甘甜。所以,“功夫茶”名称的由来,既有茶叶制作方法费功夫,又有品饮技艺花功夫的双重含义。当主人向客人敬上一小杯茶水,主人的所有心意就尽在其中了。

　　著名历史学家,《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曾经提到:漳州、潮州、台湾有一相似的嗜好,就是喝茶一定要喝武夷茶。清代初期,功夫茶品饮方法随着武夷茶的畅销,流传到富庶的漳州、泉州,潮汕、台湾等地,并且得到发展和改进。近代以来,功夫茶又被东南沿海外出谋生的华人带到了全世界。

　　当万里茶路最兴盛的时候,一条从海上向欧洲运送武夷茶的水路也日趋繁忙。通过这条海上茶路,武夷茶的故事伴随着世界的风云变幻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