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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与彼得大帝治国不同 因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凤凰网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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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彼得大帝和康熙大帝

两国命运的缩影,从康熙和彼得的军事生涯中最能找到最生动的印证。

1685年2月,31岁的康熙正当雄姿英发的盛年,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雅克萨,痛击沙俄军队,打得俄国人抱头鼠窜,誓不再犯。此时的彼得还正在乡间玩他的战争游戏,年龄正好和康熙倒过来:一十三岁,一个毛头孩子。

康熙一生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扫叛军,攻城掠地,捍卫领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尊严。然而短短一百多年以后,众所周知,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饮尽苦酒,同时也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彼得的军事才能与康熙相比,相形见绌。他一生吃过很多损失惨重的败仗。1700年,28岁的彼得在与18岁的瑞典国王尔十二世交手时,在著名的纳尔瓦战役中俄国军队全面惨败,颜面尽失。瑞典人专门制作了一枚讥讽的徽章:画面是彼得带领俄国军队拼命溃逃,沙皇一路哭哭啼啼,丢盔弃甲,用手帕擦眼泪,上面写着“一败涂地,痛哭流涕”。

然而彼得是个性格坚毅的人,不因失败就垂头丧气。正如后来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每一次失败都让俄国人更靠近胜利。彼得总能在每一次失败中学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度过的。他疯狂地四处开疆拓土,先后远征土耳其人的亚速要塞,多次与强大的瑞典军队交锋并最终取胜,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用普希金诗句说:“俄国在大炮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欧洲!”

一方面是中国在康熙的守土御侮、维护统一的政策下,一步步丧权辱国,铸成民族奇耻;另一方面彼得则驾驭着侵略扩张的疯狂战车,用无休止的拼杀为俄罗斯的腾飞开辟道路,取得节节胜利。历史,在这里似乎再次受到无情的嘲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经济的体现,并以经济为基础。中俄两国在战场上的胜败异位,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所决定的。

正当康熙和他的子孙雍乾二帝,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社会长夜无歌,如一潭死水。小农经济萎缩破败,手工业生产也陷于停滞。传统政治捉襟见肘,已无力消弭各种社会矛盾,诸如“地少人多”、“通货膨胀”,孤陋寡闻的统治者一筹莫展,无力应变。

相反,在俄国,朝气蓬勃的崭新帝国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这样两个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也是一代雄主,他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甚至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大帝,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之路。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封建大国,中国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立发展、内部协调的道路。千百年来,试看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

岁月长河静谧而缓慢地流淌,难以激起惊天的狂澜。康熙王朝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他不是圣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理学唯尊、儒学治国的环境下,英明的康熙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无尽的苦衷?他把自己关在深宫中研习西学时,也许最能体味这种滋味。身为一国之君,他连看一本书也要偷偷摸摸。当他的教师法国人巴多明要将人体解剖学绘图准备出版时,他深知解剖人体是与儒家观念直接冲突的。他小心翼翼再三告诫说,这在中国可是“特异之书”,你们可千万不要让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同时要求传教士们翻译西洋书籍时只能严格按规矩在衙门里工作,禁止带回家去。

而只要看一下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只视野广阔的猛禽,它雄视东西,兼有东西文化的渊源。俄国地跨欧亚,又以开阔的东欧平原为其发祥地和中心,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古代俄罗斯文化是在东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最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这是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期许。”

彼得给俄罗斯带来的是一场全面的真正的蜕变。他手操一把剪刀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彻底的革命。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做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身体的灵魂全部凝聚在胡须之上,把刮胡子视为异端。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一场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就动手剪他们的胡子。第一个牺牲品竟是俄国元帅、对他忠心耿耿的谢英。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他们的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60卢布,平民30卢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税种了。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打破闭塞守旧的价值观念,重新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为加快野蛮的俄国学习欧洲文化,不惜采取野蛮的方法和野蛮作斗争。”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强盛的汉、唐王朝当年就想跨越荒凉的西域大漠,寻求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巍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了中国人的视线,也阻碍了欧洲人的东来。长此以往,沉醉在唯我独尊的“天朝”迷梦里,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小小的化外蛮邦,何曾入我大清国的法眼?殊不知此西洋非彼西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思想的觉醒,欧洲一改从前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向前发展。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此其时也,彼得生正逢时,天时地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俄国人民,一路高歌猛进。而同一时期,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中国起自14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新生的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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