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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成长在血液里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新华网   作者: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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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任何细节都能在个人记忆中找到依据,但是观念上却可以经历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样。我不喜欢“国学”的概念,更愿意界定它是一种传统文化。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是史无前例的。而从小时候到现在,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样呈现了特别有意思的轨迹。

文革中打开传统文化大门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前一年,从有记忆以来,就记得大家都在游行,喊口号,批封资修。我家住在府右街,对面是中南海,爸爸妈妈下放,我跟着姥姥,家里是个大四合院。打开门,外面是浩浩荡荡的游行和批判,关上门,书架上全都是“封资修”;外面是样板戏,回到家就是才子佳人老唱片;我不上幼儿园,舅舅是人大教授,大学停课,他也不出门,就在家教我背诗词、讲论语;我看《红楼梦》,似懂非懂,但会理解林黛玉这样的女孩子,会觉得她的宁静、忧伤虽然病态,但却是一种美好的情愫;我被要求写大字,安安静静的,从米字格描红模子开始、练间架结构,练字的时候把墨抹得到处都是,一天要换三、四身衣服,但还得坐在那里写……听戏、写大字、背诗词,所有这些都和彼时的中国格格不入。从一开始,文化于我仿佛就是一件很交错的事情。

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被选择在这样一个家庭,就有理由信任传统,因为它能给你生命的根基。尽管出生在文革,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对我来讲只是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文化,我怀有纯粹的情感。

八十年代是诗意的时代

1980年上高中,1989年硕士毕业,我非常庆幸自己一生最重要的10年是在八十年代度过。现在想来,中国文化价值的缔结,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朋友査建英在写《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时候,我们就曾长时间讨论,什么是八十年代的气质?

我高中在四中就读,那时大家都是十四五岁,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养成的时候,四中的高考升学率非常高,但是最让我自豪的却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我们可能还在农村写生、老师还会组织我们看电影、我还和男生挤在一起看世界杯……那时候也知道要考试,而且比现在难得多,录取率是3.5%,但我们敢这样,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剥夺每一天恣肆的青春,没有毕业生被重压成为奴隶的窒息。

本科时,我学古典文学,但大部分时间用来读康德、尼采、黑格尔,读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八十年代给人的最大冲击就是多元化被允许,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还看到了大量西方文艺的解禁。我们常常会想:自己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你可以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摆在案头,把十四行诗和唐诗一起品鉴,在欣赏爵士摇滚的同时,看山水画徐徐展开;我们迷恋新青年实验画派,喜欢朦胧诗和用生命写作的诗人,我们忘不了顾城为那一代人所作的画像,忘不了海子所说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看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们涕泗滂沱地读李白、杜甫,读雪莱、拜伦,也以同样的激情去读北岛和舒婷……八十年代被诗意主宰,每个人不是诗歌的阅读者,而是诗意的生成者。那时快乐的成本如此之低,但精神的辉煌却再也无法重新找到。

应该说,我个人的文化气质主要在八十年代养成,它让我一辈子的基调成为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学生有时会问:人到40多岁,你怎么还可以把理想看得这么重?其实,我相信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要被规则说服,都或多或少会让步,但你只有首先把自己长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物种,在现实弥合中才能保持一部分理想成分,如果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打造成现实主义者,那去哪里寄存梦想?

人生是有季节的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大学生下基层锻炼。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锻炼,带着户口,到丰台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待了两年。

这两年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让我明白,文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去的时候也有巨大的失落——我们9个人,全都是最好大学的硕士,好不容易进了艺术研究院,还没等做研究,就先下放了。

在柳村,有本书在枕边一直陪着我,是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小时候,父亲就拿着这本竖版的厚厚的很难读的书跟我讲,这是庄子最好的注译本,你只要把它读好就行了,后来这本书传给我。柳村两年里,那本书一直放在床头。就是在那时候,我真正开始亲近道家,并读懂了庄子:什么叫乘物以游心;什么是逍遥游;什么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什么是外化内不化……

人生是有季节的,什么季节相逢什么文化,这是一种缘定,对我来说,不到柳村就不会懂得道家。从柳村回来以后,我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段时间倒是真正开始触摸并懂得了儒家。

九十年代初是中国文化的蓬勃阶段,多元思想进入争鸣,物质的繁荣开始兴起,整个世界变迁很大。

文化所有个同事叫傅道彬,比我大五六岁,那时他是哈师大老师,被所长刘梦溪先生请来做研究。傅道彬曾对我说,文化从其本义来讲,是周易传中的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那是18年前。就在上个月,我和傅道彬再相见,仍然感慨中国终于走到了这样一个多元和开放的文化时代,文而化之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

1994年前后,我变得浮躁,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么年轻就在书斋里,会研究出什么名堂?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所以决定考博士回师大,这一次没有选择再进文学院,而是读传媒,此后教的学生带的学科都是大众传媒。当然每天也教诗词课,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传媒在改变世界,而我们应该观察这种发展与进步。我曾在很多场合公开说,不管大家怎样认为,我其实是一个教了16年电视新闻采编的老师,这个才是我一辈子的职业。

文化路上的持灯使者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荣幸,和文化结缘早,并让它陪伴我一辈子,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成长得益于无数前辈的提携,在跌跌绊绊40多年生命中,正是有无数双手为我持灯引路,才会有文化相伴我一生。

九十年代初,我曾工作了6年的研究院就在现在的恭王府里,二楼的老木板吱吱呀呀,透过雕花看见紫色的泡桐在春天蓬勃开放,院子里的边边角角匍匐着荒烟衰草,早晨的阳光从窗棂里打进来,逆着光你能看见浮动的尘埃。所长刘梦溪先生把宋儒张载的4句话挂在墙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先生总说,“多好啊,张载的四句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使命。”这四句话,直到今天想起,还会热泪盈眶,而当年刘先生对着它唏嘘不已的情形更是刻骨铭心。

在研究所,我一个小编辑,却成天跟在大家的后面约稿,我去李泽厚先生家,进了门根本不提稿子的事儿,却高谈阔论美的历程,对面李先生看着我像看小孩儿,看一会儿突然走到冰箱跟前拿一大块巧克力,说,吃。等我说完,拍拍屁股要走,李先生捧着他的《论语新著》说,你把这个拿走。到现在李先生见到我还说,他记忆中还是我20多岁的样子。

文艺美学大家金开诚先生,生病后一直想要找我聊聊天,见面后,他说:“于丹,我们这些老人想了多少年都没做到的事,你做到了。只要我还能陪着你走,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就要说话。”结果这话说了不久,他查出肠癌。动完手术以后,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不能陪着你走更远了,但是这些事情你要做下去。”最后弥留的那几天,《金开诚文集》出版,在第一套文集上题完字后,金先生对师母说:“这个文集放在你手里,交给于丹。我和她通电话她在电话里都哭得不行了,现在这个样子,她看见心里会难受,让她有时间更多地做事儿吧,我帮不了她,我不能干扰她……”所以,金先生的追悼会上,师母一直背着这套重重的文集,直到亲手交给我,师母说,这是他的心愿,我交给你。

前不久去世的任继愈先生,有一次,我去北图找他,任老那时候身体还很好,小小的个子,说话铿锵有力,他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标准答案,“一块小饼干,咬一口,问这是什么,标准答案是月牙,如果有孩子说这是小船就会被判错。从幼儿园就要有标准答案,我们的思想怎么会解放呢?”他学问之深,境界之大,人生历练之过,但同时他不迂腐不衰老,不纠结于细枝末节,他知道建立一个开放标准对一个时代来讲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启功先生,读大学的时候他在中文系教书,我们老问:“启先生,这个字怎么写才叫好呢?”启先生说:“你会骑自行车吗?你死死地攥着车把子试试,不是撞大树就是撞头,什么时候不较劲就好了。”21岁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又问启先生:“你看理科的论文怎么就那么学理化,文科论文怎么写才能学理化?”启先生说:“你自个儿看着什么时候不像人话了就是学理化了。”那时候觉得是玩笑话,但是后来我懂了,便每每教导我的博士:自己的论文首先写得要人话。

文化的大家生命皆通达博雅,生活在这些老人的目光里,会发现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情怀说话。其实,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是一种传承,文化就是很多人做一件薪火相传的事情。所以,无论陈鼓应、刘梦溪、李泽厚,只要这些老人我现在还能看得到,我就不能停下,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身上是有托付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你甚至可以不把我看成一个教授,我只是教传媒的,不是教国学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热爱这个文化,因为它支撑了时代,给了我生命的基因。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去感受,那么文化就从来不是远离的,不是冰冷的,不是发黄的典籍需要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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