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与《易传》

先秦黄老道家代表作《文子》与先秦解《易》权威之作《易传》有很多相同的思想观点。

一、《易传》与《文子》都具有突出的时变色彩

《彖传》于随、豫、颐、大过、坎、豚、睽、蹇、解、姤、革、旅等十三卦特别强调卦的“时”义，即“应时而用”的重大意义，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还指出把握时机不只是因时而动，还要因时而止。“时止则止，时动则动，动静不失其时。”

《易传》非常推崇变通思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变通的关键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变通者，趋时者也”。“变”是《周易》的思想核心，也是人在世间必须遵循的原则：“《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文子》总是将“变”与“时”联系起来论述，强调因时权变、随时举事的重要性。时之变，则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日迴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寸阴，时难得而易失。故圣人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

二、《易传》与《文子》都崇尚阳刚

《彖传》中“刚”字五十九见，“柔”字三十九见，尚阳刚的思想很明显。“刚健而不陷”；“健而巽，刚中而志行”；“文明以健”；“刚健而文明”“动而健”。《文子》尚阳思想很突出，“阳灭阴，万物肥；阴灭阳，万物衰。故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尚阴道则天下亡。圣人依阳天下和同，依阴天下溺沉。”

《易传》与《文子》都认为虽要尚阳激进，但应适可而止，毋走极端。《乾》上九爻辞：亢龙有悔。《乾·文言》释为：“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文子》同样劝告人们作事有度，“弗敢极，不可盈”。欲不可纵，事不可繁。贱之不可憎也，贵之不可喜也。因其资而宁之，弗敢极也。弗敢极，即至乐极矣。

三、《易传》与《文子》都有明显的尚简易思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传》高度评价了简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成就“贤人之德与贤人之业”，可获得天下之理，从容恰当地处理纷繁的世务。《文子》认为“易”是道的固有属性：“故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平易者，道之素也。”作为执道的圣人和统治者，必须依照道的平易的特性，制定简易可行的法令而不能使政令繁苛。“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垂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法烦刑峻则民生诈，上多事则下多态，求多即得寡，禁多则胜少。”

四、《易传》与《文子》都重视见微知著，研几慎积

“几”即“微”，是事物还未成形出现时的征兆、端倪。《易传》与《文子》都认为人应见微知著，极深研几，谨慎地将恶端消灭在萌芽状态，将善端发扬光大。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系辞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乾·文言》《文子》专辟《微明》一篇论述研几的重要性及如何研几慎微，所谓“微明”即“明微”，深查几微而趋利避害。“祸之起也緜緜，祸之生也纷纷，祸福之数，微而不可见，圣人见其始终，故不可不察……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文子》在《上德》中又重申“慎微”的重要性，“积薄成厚，积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成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故见善如不及，宿善如不祥。……故君子慎微。”认为慎微慎积要从调节心性、自我约束做起：“故心小者，禁于微也。故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行，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是以无为而一之成也。”陈鼓应先生多次撰文阐述《易传》为道家作品而非儒家，《文子》与《易传》这些相同的理论观点可为《易传》为道家作品添一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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