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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入世间--诗僧黄宗仰的传奇人生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沈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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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初夏,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案发前夕,在清政府严令缉拿的要犯名单上,赫然列有一位方外之人。他,就是被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近代佛界奇士,有“革命和尚”之称的乌目山僧黄宗仰(1865-1921)。

  身披袈裟的黄宗仰何以被“苏报案”牵涉,遭此缉捕?这要从他虽身乎世外而心忧国事,高韬奋进于清末民初历史舞台的身态姿影说起。


黄宗仰像

乌目山下 愤世出家

  1865年,黄宗仰出生于江苏古城常熟的一户商贾人家。父亲在城南门外开了家米行,家道还算小康。母亲为当地虞山三峰清凉寺信女。

  自幼聪慧好学的黄宗仰,一度拜学于翁同和,“能为诗古文辞”。(蔡元培《记宗仰上人轶事》)当时翁同和已及进士第,有一次省亲回乡,见得黄宗仰的诗文,不禁赞叹“辞茂义幽,莫测其际”。随即提醒他:“子习举子业,住着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出自这位乡前辈的点拨,使黄宗仰若有所悟,从此视功名如粪土,绝意仕进,更加悉心致力于佛典的学习和研究,兼习绘事。

  16岁那年,因不满于父兄逼他学掌店事,黄宗仰愤然出走,入清凉寺剃度为僧。住持药龛是位精研大乘,旁及子史百家,又工诗善画的长老,极为重视培育僧才,延请本地著名学者为沙门弟子授课。在药龛的严格督教下,黄宗仰专心通读释氏内典,旁及中西政治学说,慨然有忧时之想。

  20岁时,黄宗仰前往镇江江天寺(俗称金山寺),依从大定法师受具足戒,赐名宗仰。从此更加博览群书,刻苦研习英、日、梵等文字,并涉猎书画金石、园林技艺,潜修精研,卓然成家。此后数年间,他历齐鲁、游燕赵,南至闽粤等地,所到之处,参访耆宿,积深蓄厚,其气益豪,其诗益奇。

沪渎讲经 诗画会友

  1892年,由知客僧升任监院的黄宗仰,接待了前来金山寺进香的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罗迦陵崇信沙门,慕名皈依,执弟子礼。1899年,黄宗仰应罗迦陵的延聘,从镇江来上海主讲佛经。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以位居“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地理条件,伴随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教东传的频频冲击,一直是风发云涌的社会中心舞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在此登台亮相。

  初到上海的黄宗仰,无疑为此感奋和激动着。他与一批旅沪爱国志士,主要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新派人物声气相通,多有交接,并很快成为当时上海新学界颇具声誉的新派人物。1900年春,由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楠等寓沪书画家,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宗旨,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书画团体--海上书画公会。黄宗仰随之加入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作为同人品茗读画、探讨艺理的场所,公会举办各种书画讲习班,向大众免费普及书画知识;并每周编辑出版一期书画报。

  但如章太炎追忆:“是时禅师自上江来,以绘事识诸名士,论议往往及时政,皆中症语,诸名士尽愕眙不知其所从来,良久乃知为金山江天寺僧也。”(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讲经弘法、吟诗绘画的同时,黄宗仰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民族危难的急迫时事。

张园演说 庚子绘图

  1901年春,沙俄妄图独占我国东北,逼签密约,引起海内骚然。上海爱国绅商纠合同志,两度集议张园,发电力阻其事。在3月24日的第二次集议会上,黄宗仰身披袈裟,登台演说,以佛法救世之言,怒斥沙俄的侵华行径,呼吁民众团结不懈,坚忍不拔,以今日之事为后日伸张民气的起点,听者一时争识其人。

  至1901年8月列强攻陷北京,西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远逃西安。9月7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目击创巨痛深的庚子事变,有感于当时海内晏然渐忘的情势,黄宗仰绘《庚子纪念图》一幅并题诗,诗中有句:

  戊戌惊秋迄己庚,三年政变太纷更。难倾国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

  撮其要旨,在于警钟棒喝,以期唤醒“吾四百兆同胞睹此图,知此耻,团结忠义之志气,”(《征题〈庚子纪念图〉》)振作精神,锐意图强。为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黄宗仰又在报章刊载征题启事,启事以醒目的大号标题连载了30多天。一时间,海内志士如响斯应,或诗或文,或募助印费,从各地汇入报馆。经黄宗仰多方筹措,集时贤名流40多篇应征作品的《庚子纪念图题词》很快梓行,为时人所传诵。

  此后,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黄宗仰以“乌目山僧”为署名,接连发表诗作,寄勉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事业。不过,黄宗仰此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难免经历了始则对清政府抱有一线希望,继而同情改良,最终奔集到革命轨道的思想蜕变和飞跃。


1912年1月1日上海各界人士欢送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合影(中立右起第一人为黄宗仰)

学界风潮革命鼓吹

  紧接着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黄宗仰应时乘会,跳踉搏跃,以鼓吹革命为职志,迎来了一生中最着声名的岁月。

  1902年春,鉴于国势日蹙的危急交迫,黄宗仰与蔡元培、叶瀚、蒋观云、林獬等沪上新学界人士,共同发起中国教育会,谋求革故鼎新,表面改良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当年11月,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因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风潮,教育会决定支持退学生组建爱国学社。黄宗仰利用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积极商请捐资助学。此后,他每周一次去学社作佛学演讲,阐述平等、大同等哲理中包含的革命意义,“革命和尚”的雅号从此传遍社内外。

  1903年元月,中国教育会发起张园演说会,每周在张园安恺第定期作公开讲演,所讲问题虽各不相同,但中心思想不外乎排满革命。黄宗仰几乎每会必到,阐扬爱国和革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不久,黄宗仰被推举为教育会会长。4月,拒法、拒俄运动几乎交相迭起,寓沪各界绅商先后召集张园会议,初议拒法、再议拒俄,三议成立中国国民总会,黄宗仰对此均表赞同。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旋即改名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随之组织响应,黄宗仰又与蔡元培等志愿加入。不久,由于学社与教育会之间产生纠纷,身为教育会会长的黄宗仰以大局为重,一度设法协调。至学社社员在报端发表《敬谢教育会》,宣告独立,黄宗仰随即撰文,要求广大社员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以简单之性质为独立,务集团体之精神为独立,使全国学界皆以诸君之独立以相勖勉,使人人皆知尽国民之义务,成世界完全之独立之国,为世界文明之大国民。”(乌目山僧:《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晓以大义,情真意切。

《苏报》案发 遭遇通缉

  1903年3月,应蔡元培之请,正在杭州闭门著述的章太炎前来爱国学社讲学,任高年级国文教员。不久,邹容从日本来沪入住爱国学社。两位著名排满革命思想家的相继到来,以及《苏报》的适时改版,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更加如火如荼。

  此间,黄宗仰与章太炎、邹容交接相识,志趣相投,结下了笃深的友谊。当年5月,章太炎为邹容所写《革命军》一书作序,黄宗仰协同诸人慨然出资,助其刊行。

  为配合风潮激荡的学生运动并给予舆论上的积极引导,《苏报》自1903年2月起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学堂的黑暗腐败现象,支持进步师生反对专制和压迫的斗争。对于《苏报》上持续报道的学潮动态,黄宗仰从一开始就以极度的敏感给予了热切关注。在一首《读“学界风潮”有感》诗里,他以“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的明快之句,对各地学潮寄托厚望,也对《苏报》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1日,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加强了宣传革命言论的力度,尤其是接二连三地刊载了介绍《革命军》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章太炎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昌言无忌的舆论宣传,使爱国运动迅速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也引起了清政府极度的惊慌。在先后开出的两次缉捕名单上,第一次为蔡元培、吴敬恒和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建、汤槱等四人;第二次,黄宗仰和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太炎、吴敬恒等一并列入。为此,租界工部局曾多次传讯上述诸人。此后清政府加紧镇压行动,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6月30日,章太炎被捕,邹容愤然投案入狱,终于酿成“苏报案”。

  一时间,旅居上海的革命派人士被迫四处离散。黄宗仰虽在指名通缉之列,仍冒险独留上海,设法营救章、邹两人,奔走无效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

羁旅东瀛 结识中山

  就在1903年夏黄宗仰避居日本后不久,奔走海外的孙中山也在这一年的七月底由越南来到横滨,住在原广州博济医院老同学廖冀朋开设的振华商店楼上。黄宗仰甫抵东瀛,慕名往访,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给黄宗仰居住,从此开始了他俩同志般的革命情谊。

  此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思潮日益高涨,孙中山的远道而来更使他们群情振奋。留日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程家柽、杨度等数十人以及侨商黎炳垣、张果,日人宫崎寅藏、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多有来访,孙中山与新兴知识阶层频频交往,商讨革命。与孙中山朝夕相处的五十多天日子里,黄宗仰也和革命党人有了广泛的接触。期间他以画梅自遣,就其居室墙上,绘有一幅巨大的梅花壁画,枝干盘屈,繁花灿烂,见者无不啧啧称赏。

  为扫除海外保皇势力,孙中山于9月26日离开日本去檀香山,随后再赴美国。临行前,黄宗仰慨然助其旅费200元,并设宴饯行,赠诗一首:

  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举华剑气凌江汉,姬姒何以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中央:《饯中山》)

  横滨话别后,黄宗仰与孙中山虽遥遥相望,仍保持了密切的书信联系。当10月初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黄宗仰就有致函问候。12月孙中山回复一札,内称:“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所不能辞也。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财力可以无也。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冀望于海内外革命力量携手相应,加强合作宣传,力辟保皇谬论。1904年3月,孙中山赴旧金山演讲革命,黄宗仰随之寄函,至6月孙中山回函。信中对上海同志和东京留学生情况,对原《苏报》馆主陈范在横滨设馆以便联络各地志士事宜多有关切,并催请黄宗仰“在东有暇,亦望与此处致公党并《大同报》馆通消息,以鼓舞人心,则更可增多热力也”。(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可以推断,从上海亡命日本的黄宗仰,显然被孙中山视为江浙革命派的中心人物之一,黄宗仰也成了孙中山策应江浙革命派的重要联络人。

  羁旅海外期间,黄宗仰还热心资助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并参与了该刊编辑工作。此间刊载的多篇诗作,如《〈驳康书〉书后》、《〈革命军〉击节》、《饯中山》等,表达敬慕之情,抒发革命之志,无不衬托出他献身革命的抱负。


孙中山致《黄宗仰函》手迹

融通势理 应机说法

  1903年冬,黄宗仰由日本潜返上海,继续从事讲道兴学活动。受哈同夫妇的委托,全面主持设计建造爱俪园的工作。

  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是哈同在上海的私产。黄宗仰别具匠心,更有文化眼光,园景设计以仿《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为主,西式为辅。自1904年开工,至1910年落成,历经6年,全园占地171亩,分内园与外园,内园有黄海涛声、“欧风东渐”钟楼、天演界剧场等,外园有渭川百亩、大好河山、水心草庐等三大景区,景点不下60多处。园内假山玲珑剔透,小溪碧波荡漾,楼台金碧辉煌,亭阁古色古香,景色幽雅宜人。随后,黄宗仰应邀主持园中特辟的“频伽精舍”,讲授梵典,弘扬佛法。爱俪园也从此成为“十里洋场”众所瞩目的景观,有“海上大观园”之称。本着佛法救世的思想,从1908年起,黄宗仰又在爱俪园里发起组织并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大藏经》校刊工程。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又称《三藏经》。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自汉至唐主要靠写本而传;北宋开宝年间始刻蜀版《开宝藏》起,进入大规模刻印藏经阶段。后经元、明、清各代,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16次。但历时久远,流传不广。黄宗仰认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世人以出家为厌世,视佛教为迷信,以至社会上相沿成袭,訾为异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佛典隐晦,佛理未彰。为此,在哈同夫妇的大力资助下,他力任其事,并延聘汪德渊、余同伯、黎端甫、江月斋等三十余人协助校刊。从编制预算到计划工程,从选购材料到联系承印厂商,无间寒暑,极补苴挹注之苦。至1913年3月刊印完成。全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略作变动,依千字文编次,自天地玄黄起,至露结为霜止。《频伽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合40函,成为中国历代收经书种类最多的三大佛藏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铅字排印、标点断句,最具实用价值的大藏经,对于近代弘扬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仅于此,为振兴传统佛教,黄宗仰还著书立说,力究宗乘精奥,力倡佛理本旨。认为传统佛教当从复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等方面加以因势利导的改革。针对民初违背约法、侵夺自由的种种事象,提出以佛教为激发国民道德扬我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1913年,黄宗仰特邀著名佛学教育家月霞法师前往爱俪园,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学校实行兼修内外学、修持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虽说后来因故停办,但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寺僧人才,在近代佛教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民初政潮 愤言频频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地纷纷响应。黄宗仰在先出资协助陈其美、李燮和诸人策动上海光复。事成后,陈、李为护军都督席位相持不一,他又出面调解,力劝李燮和退让,使率所部退驻吴淞,并为此劝说哈同捐资助其率师北伐。是年秋冬,感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章太炎、孙中山相继从海外莅沪。黄宗仰又亲至吴淞迎候,借爱俪园作其掩护藏身之处。

  此后,面对民国初年回流曲折的政潮和波谲云诡的时局,黄宗仰虽谢绝交际,但并非不闻政治。比如,针对革命党思想涣散、日趋严重的分裂局面;针对因财政窘迫而衍生的外债交涉问题,黄宗仰以卓然的姿态、犀利的文字,坚决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与当政的袁世凯北京政府展开了尖锐的思想交锋。

  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风潮中,黄宗仰更是亦诗亦文,涕泗无从,他既为挚友壮志未酬而扼腕,更警策国民急起征讨反动派的罪行,寄望于国民继承先烈遗志,矛头直对指使暗杀的主凶袁世凯,口诛笔伐,在舆论上动员讨袁。

  在兴师讨袁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中,黄宗仰因事因人,契机契理,无不随时作出了自己的反映。面对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的意见歧异,黄宗仰呼吁同胞团结精神,鼓起民心,以弱战强,克敌制胜。随后,当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他高吟“一朝雷雨动地来,大江淘起英雄浪”,为“二次革命”的爆发欢欣鼓舞。当蒋观云等发起弭祸公会,要求袁世凯辞去总统职务,以消弭战祸之际,他有感发文,表明坚决的讨袁态度。针对当时新闻界巧言遁辞、不敢主持公道的种种迹象,黄宗仰又撰文要求言论界审时度势,在倒袁义举中与国民同心合力,共歼袁贼。同时作《讨猿篇》长诗一首,由“猿”及“袁”,以物拟人,以巧妙构思之句,痛快淋漓之语,鞭挞袁氏当政以来的种种暴行,生动刻画了国人怒不可遏的反袁心理。

  这些见诸报端的时评政论表明,身处错杂动荡、急遽更替的民初政治局势下,黄宗仰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调,直斥袁世凯专制独裁的真面目,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充分体现了旨在维护共和政体,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真诚愿望,从而标志了他应机而化的思想跨入了又着新色的阶段,也为他的传奇生涯再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栖霞寺内“宗仰上人纪念堂”画像

廓然归山 重振栖霞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并加紧复辟帝制活动。1914年初秋,黄宗仰知事不可为,终于辞别上海,重返镇江金山寺,并于1915年至1917年,过起了掩关三年的生活。期间穷究遗编,遍览十二部经。所谓“提起精神行得,脚跟把定立得。源头寻得坐得,放下万缘卧得。如是来得去得,饿得冻得,万物静观皆自得。”题赠高鹤年《名山游访记》的一首诗偈,最能说明他此间的参禅境界了。

  不过,看似息影山林,掩不去的依旧是对时事默默关注的心影。

  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感叹袁贼倒行逆施,黄宗仰抚今追昔,嘘唏难言。在他眼里,天地含愁,山水饮恨,为此以“江山送别”为题,以“共和末日”为念,绘图一幅,兴亡之感溢于画外。随后又作《丙辰纪念图》,意在颂扬蔡锷讨袁护国的业绩。

  1918年出关后,黄宗仰衲衣芒鞋,先后出游匡庐、九华、天台、雁荡诸山。此外,积极支持欧阳竟无等在金陵刻经处筹设支那内学院,并代募三千经费。不久,黄宗仰偕同青权法师、扬州寂山、雨山法师,前往南京栖霞寺访僧绍遗绪。栖霞寺作为南朝齐梁名刹,清咸丰年间因太平军战火,殿宇倾圯,残破不堪。游访至此,黄宗仰备觉凄凉,萌生修复宏愿。1919年7月,黄宗仰以金山分灯,致力于修复栖霞寺,驻锡其地,发愿重振宗风。孙中山闻讯后捐银元一万,四方善士一时慨然募资。

  正当大殿即将落成之际,黄宗仰因操劳过度,于1921年7月22日圆寂于僧舍,年仅57岁。弟子惟德在缮完殿堂后建塔纪念,章太炎为撰《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

政府褒典 世代宗仰

  黄宗仰示寂后,其爱国爱教的非凡道行一直为后人所缅怀。

  1922年,时任民国总统黎元洪挽以联云:“奥旨遐迩,道根永固;辞机旷远,名翼长飞。”1936年,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于右任、戴季陶、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李烈钧、居正等人联名呈请政府加以褒扬,认为:“迹其生平,襟怀磊落,德性坚定,闻义必先,避免若浼,实佛门之龙象,吾党之瑰奇。”(雪烦《宗仰上人与孙中山先生》)对黄宗仰匡襄革命、竭智尽忠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后由政府拨专款修塔立碑,以示表彰,成为身后唯一荣膺国民政府褒典的佛界中人。

  黄宗仰为金山临济宗第四十四代祖师,金山分灯中兴栖霞第一代。南京栖霞寺为此专设宗仰上人纪念堂,堂内正中为黄宗仰画像,有题联一副:“说法宗三论,印心属二伽。”并陈列了翁同和、章太炎题赠黄宗仰的墨迹,以及黄宗仰手绘图卷和其他有关史料。台北佛光山寺星云法师为栖霞法裔,也在佛光山大智殿设有“宗仰上人纪念堂”。由弟子惟尽撰写碑文,接待世界各地前来瞻仰的人们。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乌目山僧黄宗仰的业绩理应载入史册,永远值得后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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