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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艺术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价值中国   作者:白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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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刘备为报二位义弟被杀之仇,不顾丞相诸葛亮的反对,愤而伐吴。一次关兴、张苞立了大功,刘备便叹曰:“昔日从朕诸将,皆老迈无用矣;复有二侄如此英雄,朕何虑孙权乎!”结果让老将黄忠听到,心生不快。虽然刘备只是想褒奖关兴张苞,并无贬损老将之意,但听者有意;这些话刺痛了黄忠的心。结果,次日为求全胜,黄忠孤军深入,不幸中箭,最终战死沙场。此时,刘备悔之晚矣,只有哀叹“伤人之语,如水覆地,难以挽回”。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前人才讲“才舒放即当收敛,才言语便思简默”。

“言多必失,语多伤人”。难怪先人告诫,“多言为涉世第一病”,“少言语以当贵,多著述以当富,载清名以当车,咀英华以当肉”。人应该学会如何说话,如何待人,至少懂得“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善默即是能语,用晦即是处明,混俗即是藏身,安心即是适境”。因为“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若刻骨。”至于眼前些许恩怨何必耿耿于怀,任它去吧,不过如此,一笑了之。

这也告诫世人,“甘人之语,多不论其是非;激人之语,多不顾其利害”。因此要谨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门之室生风,多言之人生祸”,所以要三思而后行,同样要三思而后言。正所谓,“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明晰世人心理,一切都是有其缘由的,有其道理的。话是开心钥匙,更加是一把结仇的锁。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使人跳,也可以使人生,使人死。伤人莫过于伤心,正如打人莫过于打脸;无意中一句话可能将友人变成了仇敌,自己还未察觉,可人家早已记恨在心。尤如思维的“病毒”侵入大脑,侵蚀思想一般。古语早就有言,“称人以颜子,无不悦者,忘其贫贱而夭;指人以盗蹠,无不怒者,忘其富贵而寿”。历史上有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后来者居上”。

《史记·汲郑列传》上记载,“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一次当朝议政,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多为老百姓办好事。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内心里那么贪婪多欲,表面上却要装得实行仁政,这是何苦呢?”一句话把汉武帝噎的脸色大变,宣布罢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言六月寒。”从此以后,汲黯的官职再也没有提升。而比他官小的多的公孙弘、张汤却一个劲儿住上升。后来,公孙弘当上了丞相,张汤做上了御史大夫,可汲黯还在原职。一天,汲黯对武帝抱怨说,陛下使用群臣,跟码劈柴一样,是“后来者居上”啊!汉武帝听后,对大臣们说:“人真是不能不学习啊!你们听汲黯说话,越来越离谱了!”

这个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好马在腿,好人在嘴”、“有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终身之福者,切须检点”。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如果大家工作能力都一样,当然谁都愿意接受一个很会说话的人,而不会接受一个像汲黯那样倨固的人。这是人之常情,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凡一事而关人终身,纵确见实闻,不可着口;凡一语而伤我长厚,虽闲谈酒谑,慎勿形言”。不仅为人处事如此,执国理政亦是同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误国”,因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中山国的故事就是一个“因言丧邦”的最佳案例。

战国时代有个名叫中山的小国。有一次,中山的国君设宴款待国内的名士。当时正巧羊肉羹不够了,无法让在场的人全都喝到。有一个没有喝到羊肉羹的人叫司马子期,此人因此怀恨在心,跑到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楚国是个强国,攻打中山易如反掌。结果中山国被攻破,中山国国王不得不逃住国外。他逃走时发现有两个人手拿武器紧紧的跟随他,便问二人:“你们来干什么?”两个人回答:“从前有一个人曾因获得您赐予的一壶食物而免于饿死,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父亲临死前嘱咐,中山有任何事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死报效国王。”中山国君听后,感叹地说:“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而失国矣,以一壶餐得士二人。”如果中山王能对司马子斯说上一句表示安慰的话语,结果也许不会如此。

“言语知节则愆尤少”,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所以“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事实上,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表达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所以,心里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但是嘴里却不能肆无忌惮的说。更何况,“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谈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因此,“遇嘿嘿不语之士,切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徒,应须防口”。

说话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技能,更是一项艺术,一门功夫。会说话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他们总是在恰当的地方,在恰当的时候,针对恰当的人讲出恰当的话语,那怕只是一两个字,甚至是无声的交流。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大吵大嚷,但结果却是好的而非恶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因为对象不同,比如那对君臣唐王李世民与贤臣魏征。李世民给了魏征很高的评价,认为魏征“素有胆识,每犯颜进谏,虽逢王盛怒,神色有移,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而在那个年代,魏征其实也是冒着“天下之大不违”风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臣欲进谏,辄惧死亡之祸,与赴鼎镬,蹈白刃何异哉?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他们的历史已成为佳话,象“贞观之治”那样为人们颂扬。因为人们相信,如果没有魏征进谏,也许就不会有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如果没有李世民的纳谏,也不一定会有唐朝盛世。由此看来,说话不仅仅是学问、艺术或是功夫,也应该算是一种生产力。正象是先人所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只字必惜,贵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谨,福之基也;微命必护,寿之本也”。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的景象并不多见,所以这才更加的为人们珍惜与传颂。与此“千古流芳”相伴相生的则是更多的“贻臭万年”。尽管当时听来是如蜜甘甜,可事后会发现其实是鸠毒。为什么忠言会逆耳?是什么导致了思维的“短路”,或是脑细胞的不良化学反应,要么是思维电波的冲突。为什么事实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却让大脑这个“首领”如此不安,以至于做出完全错误的决定也在所不惜?是个人修养不够,还是思想境界不够?自古忠臣多死于此。

言语,其实质是一个人的内心思想的表示与反映。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尚的思想,具有宽广的胸怀,其言语也必然是豁然的、通达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如果思想龌龊、心胸狭隘,其言语也必然是干涩的、刻薄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宁愿和“君子”打顿架,也不和“小人”说句话了。因为“喜时说尽知心,到失欢须防发泄;恼时说尽伤心,恐再好自觉羞惭。”所以一个人应该在其心里多存谢意,多出赞言,平淡坦然,物我两忘。这样就不会“施绝然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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