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寺
　　徐威著
　　总 序
　　提起佛教，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佛寺。其实佛寺就是佛教的物化形式，是佛教的象征，因为佛寺里供有佛像，藏有佛经，住有僧人，佛法僧三宝具足，已含摄佛教全部内涵。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佛寺就是一个烧香拜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或对它熟视无睹，或对它不屑一顾。其实，这都是些错误的做法。殊不知，佛寺不仅具有传播佛教、化导民众的宗教功用，而且也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社会功用，寺庙里那些崇宏壮丽的殿堂、庄严慈祥的佛像、绘制精美的佛画，乃至僧人诵读的佛经和一切佛教用物无不与世俗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无一不打上不同时代世俗社会文化的烙印。同时，寺庙的发展历史也不是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历史，它的兴衰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紧密相连，须臾不分。因此，对于佛寺，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它，既要了解和研究它的宗教历史与内涵，也要研究它那深厚广博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那些现存的寺庙，我们更应当重视对它的研究，可以使它继续和更好地发挥其宗教功用或社会文化功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着3000余年的悠久历史。3000多年来，各种文化随着北京历史的发展不断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北京文化， 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重要文化遗产。北京佛寺就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今天北京古都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和弘扬北京古代文化，北京佛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北京佛教开始于东晋十六国时， 当时是否建有佛寺，我们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是北京最早兴建的寺庙。这一观点源于北京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谚“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其实，这句俗谚中的“北京城”并没有确切构时间标志，我们很难知道潭柘寺的具体兴建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北魏时，幽州(今北京地区)已真正出现了寺庙， 因为文献里明确记载了当时兴建的几座寺庙，如大安寺、木严寺、佑圣教寺、天开寺等。不仅如此，一些考古发现也为当时建寺提供了足够的依据。如1977年延庆县宗家营出土的北魏太和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1982年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出土的数尊北魏石佛像，等等。另外， 当时的一些佛教传播史料也提供了重要佐证。如北魏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州起义， 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北魏幽州沙门昙无竭率领25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等等。试想，如果没有佛寺的兴建，怎么会有佛像的雕刻和供奉呢?又怎么会有刘僧绍的起义和昙无竭的西行求法呢?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大安、木严等寺庙的兴建，才构成了北魏佛教发展的初始规模，也成就了此后北京佛教发展的星星之火。
　　到北朝后期，北京先后隶属东魏、北齐和北周统治，北京受到东魏、北齐的邺都、定州等地佛教影响，佛教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佛教碑刻资料看， 当时兴建的寺庙不少。其中，东魏元象元年(538)幽州刺史尉长苌舍宅兴建的尉使君寺就是一座重要的代表。非常难得的是在今北京法源寺保存的一块唐碑——《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中清晰地记载有它的创建历史。这座尉使君寺是目前所知有具体创建年代和可靠依据的北京地区最早兴建的一座佛寺。
　　隋唐时期，北京佛寺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隋唐整个社会佛教高度发展的水平和隋唐统治者对幽州地位的高度重视是幽州佛寺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隋文帝、唐太宗和武则天先后分别在幽州敕建舍利塔、悯忠寺和大云寺，又为幽州佛寺的兴建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据史料记载统计， 当时幽州城区郊野兴建的佛寺不下百座，而仅方圆数里的幽州城区就有寺庙近20座，著名者如悯忠寺、宝集寺、崇效寺、胜果寺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寺庙多集中于今房山白带山、幽州城区和今天津蓟县盘山，呈三足鼎立之势分布，并分别以雕凿石经、弘扬律学和举扬禅宗而各擅综途， 已显露出幽州佛寺鲜明的佛教文化特色。
　　唐代以后，北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北方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个政权皆以北京为都城，由于北京政治地位的提高和三代统治者皆大力提倡佛教，这一时期北京佛寺的兴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兴建的寺庙众多，规模宏大，而且寺庙文化也空前繁盛。辽金元三代可谓北京佛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北京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在辽金元三代之中，辽代建寺尤为突出。史载，辽代帝王都崇奉佛教，而辽道宗尤甚，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民间社会则普遍结千人之邑以为佛寺作功德。在辽代上下崇佛风气影响下，寺庙兴建如雨后春笋一般。《契丹国志》记载当时燕京地区“僧居佛寺，冠于北方”，由此不难想见佛寺兴建之盛。当时兴建的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宏大。如辽贵族耶律汉宁所建圣寿寺“殿字楼阁，雄冠于全燕”；秦越大长公主舍宅所建的大昊天寺，其雄伟壮丽更是罕有与其相比者。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辽代的燕京集中了当时北方第一流的高僧大德，承传着唐代盛行的八大宗派的思想，完成了《契丹藏》雕印和四千余石“房山石经”的续刻等伟大的佛教文化工程。这些佛学和佛教文化成就都是以燕京的佛寺为中心而开展和取得的， 由此亦足见辽代燕京佛寺文化之串厚。
　　金灭辽后，金代帝王不如辽代帝王那样狂热地奉佛，但是由于辽代打下的良好基础，佛教和寺庙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南宋出使金朝的官吏洪皓曾说，金代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可见寺庙也有很大的规模。金代时燕京主要流行禅宗，有临济、曹洞和云门三个派别，金代新建的大庆寿寺、万寿寺和圣安寺分别为三派传播的重要中心。另外还有大觉、招提、竹林和瑞像四座禅寺，也是金代新建的。禅宗的盛行是金代佛教的主要特色，也是金代寺庙文化的特色所在。
　　元代时，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称大都。在元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崇尚”下，大都佛寺随着大都城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盛况。当时大都流行的不仅有传统的汉传佛教，还有西藏传入的藏传佛教，这两派都拥有它们的代表寺庙。其中汉传佛教仍主要流行禅宗和华严宗等派别，代表寺庙也多为辽金遗留下来的古刹，它们大多集中于辽金旧城。而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其寺庙的兴建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在当时的影响也大大地超过了汉传佛教。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崇重备至，尊奉其首领为帝师，帝王登基时都要从帝师受戒，每位皇帝在位时都要兴建一座或几座寺庙。当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正如《元史·释老志》所说： “帝师之甚尤不可与古昔同语。”为了达到崇重藏传佛教的目的，元统治者尤其注重为藏传佛教兴建寺庙。据统计，元帝王在大都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有数十座，著名者如大圣寿万安寺、大护国仁王寺、大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源延寿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等。这些寺庙规模宏大，地位崇高，经济雄厚，佛事兴隆，在当时大都乃至全国都有极大的影响。元代藏传佛教在大都的广泛传播带来了藏传佛教新的思想理论和各种艺术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寺庙文化的内涵，同时也促进了汉藏佛教和寺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到了明清时期，北京佛教同全国形势一样，开始由盛转衰，主要表现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太多新的创造，佛教的教化内容和形式都趋向世俗化，但是在寺庙兴建上同此前相比却毫不逊色，寺塔兴建之风高潮迭起，寺庙数量比起过去又有增多。据记载，在明代太祖至宪宗成化百余年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639座，而从清代乾隆年间所绘京城地图看，城区寺庙也达到300余座之多。由此足见明清北京佛寺之盛况。
　　这一时期北京也同时流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汉藏佛教交融共存时期，这两派都拥有很多代表性寺庙。比较而言，藏传佛教表现得要活跃一些，寺庙文化也极为丰富多彩。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崇重藏传佛教，分别通过“众封多建”和“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的民族宗教政策，实现了对西藏有效统治，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北京作为明清两代政治中心，继续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舞台，同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定居，也继续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这两个朝代在北京分别兴建了很多藏传佛教寺庙，明代建有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清代则建有玛哈噶拉庙、雍和宫、西黄寺、嵩祝寺、智珠寺等三十余座。这两个朝代的喇嘛庙不仅弘扬的藏传佛教思想各不相同，明代是噶举派，清代是格鲁派，而且在寺庙建筑、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形式上也各有特色。明清两代藏传佛教新的思想和文化艺术的传入增添了北京藏传佛教寺庙丰富的宗教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比起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寺庙的兴建上也毫不逊色， 当时京城内外的大多数寺庙是属于汉传佛教。但是这些寺庙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皆趋于式微，在宗教思想上，寺庙流行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而大多是禅净合一，已明显体现出迎合世俗情趣的思想倾向。寺庙殿堂布局和供奉也都趋向程式化，殿堂布局大多遵循“伽蓝七堂”形式，少有变化，供奉的佛像无非是弥勒佛、四大天王、三世佛、十八罗汉、四大菩萨等，完全是一种定型的崇奉模式。汉传佛教寺庙这种衰颓的面貌一直延续到民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这一时期佛寺之兴建主要集中在明朝，建寺者主要是一些宫廷太监和万历时的慈圣皇太后。太监们靠着亲近帝王的特殊地位和身份，趁着明朝政体的漏隙，大肆专权，牟取私利，但是他们又无以享受今生的幸福和快乐，于是便想到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为来世积累功德。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和目的，他们把为佛教作功德作为实现其来世幸福的主要途径。明代太监为佛教修寺建庙，所作功德无计，北京现存的寺庙大多为明代太监所建或所修。明代一位诗人游西山诗日：“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间大珰作。”这正是明代太监热衷建寺的重要反映。慈圣皇太后姓李，是穆宗皇帝的贵妃，神宗万历的生母。 当神宗于隆庆六年(1572)登基后，母以子贵，李氏被尊封为“慈圣宣文明皇太后”。由于万历皇帝年幼，朝廷乃至日常生活都由她总揽。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太后是重权在握，左右着朝廷的大政方针。李太后笃信佛教，被时人尊奉为“九莲菩萨”。倚仗政治上的权势，她一生为佛教作了许多功德。《明史·后妃传》日：“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她对万历朝佛教的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四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北京佛寺归纳出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历史悠久，地方特点鲜明。北京建寺开始于北魏，历朝历代兴建不辍，至今有1500余年的历史，基本伴随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全部进程。北京佛寺是北京佛教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北京佛寺在宗教思想和外在形式上具有北方佛教和文化的鲜明特点，同时因北京重要的政治地位，又具有吸收和包容外来佛教思想和文化的特点，这种地域性和包容性兼容的特征就是北京佛寺独具的地方风貌。第二，地位高、政治色彩浓。北京为五朝帝都，历代统治者和一些皇亲贵戚出于信仰或政治目的纷纷在这里兴寺建庙，北京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寺庙大多出自帝王和达官显贵的资助，这些建寺者决定了寺庙具有较高的宗教政治地位。同时，帝王们兴建的寺庙还往往请来德高望重的僧人作住持，于是寺庙宗教地位与其政治地位往往如影随形，相应而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北京佛寺就是皇家和达官显贵们的祈福场所，也是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阶级与佛教关系的重要物证。第三，宗派齐全，类型繁多。北京佛寺从宗派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这两派所包含的一些宗教派别在北京几乎都有传播。其中，汉传佛教的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大乘八宗和成实、毗昙等小乘各派在北京都有寺庙弘传，而藏传佛教流传的主要是萨迦、噶举和格鲁三派，它们分别盛行于元明清三代，也各有专门的寺庙传播。北京佛寺集中了中国汉传和藏传两大主要思想流派， 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代表性地位。第四，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北京建寺历时1500余年，历朝历代兴建不断，高潮迭起，从唐代开始，每个朝代或由官方出资，或由民间施助，都兴建了上百座寺庙，而累计起来应有上千座之多。一座城市建有如此多的寺庙，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寺庙多分布于北京城区和西部山区。特别是在北京城区，从历史上看，几乎城内每寸土地上都曾建过寺庙，一个胡同并列几座寺庙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天大多数寺庙虽然早已废弃，但是它们的名称作为地名或街巷胡同之名流传了下来的不少，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古代建寺之多和寺庙分布之密集。第五，规模宏大，文化丰厚。北京寺庙多为帝王和一些达官显贵资助建成，建成后又多为皇家的香火庙和达官显贵们的家庙，经常得到建寺者的施助和眷顾，所以其建筑一般都规模宏大，结构严整，装饰华丽，而寺中的供奉、陈列乃至一切佛教用物也都十分完备和精美。这些丰富的三宝之物都蕴藏着丰厚的历史内涵，是研究寺庙历史和古代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综上五点可见，北京佛寺堪称一座文化的无尽宝藏，它不仅与北京佛教历史文化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等都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北京佛寺，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应当进行认真地研究才是。
　　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北京名寺丛书”，可谓一项重要的文化举措，其不俗之眼光和过人之胆识令人赞叹!这也是笔者梦寐以求的心愿。这套丛书选取北京现存有代表性的寺庙十余座，以一寺一书的形式，对各寺庙历史文化进行全面和详细的介绍。这种形式在北京寺庙研究上尚属首次。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在北京佛教研究、北京历史研究和北京旅游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黄春和
　　200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