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檀溪寺—襄樊—湖北寺院

　襄阳檀溪寺
　　位于湖北襄阳。东晋宁康元年（373）道安创建，有五层之塔，房舍四百，为当时襄阳诸寺院之首位。道安于中率徒六时行道，考校经籍。复得梁州刺史献铜万斤，用以铸造丈六佛像，时人亦称之为金德寺。齐东昏侯（499～500）时，梁武帝引义军东下，西平王萧伟留守，悉取道安所造之像毁以铸钱。
　　湖北襄阳之古刹。系东晋·道安于宁康元年（373）创建。初，道安率慧远等四百余名弟子入襄阳白马寺，大开讲席，四方学徒云集，白马寺渐嫌狭隘，遂改清河张殷宅第为禅刹，号檀溪寺。寺中建有五层塔、四百僧舍等，规模之大居当时襄阳诸寺之首。此外，又得凉州刺史杨弘忠献铜万斤，用以铸造丈六佛像。此外，蒙苻坚捐赠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等。其后，屡有义学沙门止住此寺，与江陵寺、长沙寺等并为后世所重。 　　檀溪寺却始建于东晋，当时佛教主要在中国北方弘传。佛祖的灵光尝未能普照南方大地。可以说，檀溪寺的落成为南方佛教中心的形成奠了基，打了前站。
　　翻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战争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生活极端困苦，连生命也朝不保夕，因此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割剧政权，在都扶植佛教，因此佛教在这个时期取得很大发展。当时最为著名的大和尚叫佛图澄。是西域人，永嘉四年（３１０）到洛阳，取得后赵石勒、石虎的信任。他除了参预后赵的军政大事外，就是大力发展佛教，据说他建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风大盛，可以想象。他还开了吸收汉人出家为僧的先例，释道安就是他的大弟子。释道安和弟子慧远，都是般若空宗理论的大力提倡者，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檀溪寺正是释道安在襄阳所建的佛寺。慧远也正是从檀溪寺出发到了庐山，在庐山组织“白莲社”，而形成南方佛教中心的。释道安原本崇奉老庄之学，后来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他便用玄学唯心主义的观战去理解佛教，并用他所理解的佛教思想来指导佛经的翻译。他还为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提出了解释佛经所应遵循的格式。他为僧侣团体制定了应遵守的法规、仪式，为以后中国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打下了基础。慧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宣传死后转生“净土”的信仰，为佛教净土宗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两位佛学大师来到襄阳，在襄阳建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载：“初，道安等避乱南至襄阳，居白马寺，寺宇过狭，遂以张殷宅为寺，地方富人为之兴筑，建五重塔，起屋四百间；其盛可想，此即檀溪寺也，”又载：“当道安等仓皇南下，途次新野，各处分途他适……。道安遂携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来襄阳。”此外，还有一段话云：“后赵衰，鲜卑来自满洲，立燕国。符健者，西方氐人也，立国于长安，号前秦。当是时，中国北部纷乱益甚。竺佛图澄之弟子，避乱东西，求居南北，流传四方，未尝缀学。道安留寓襄阳时，适襄阳为符坚所陷，载之北去，此前秦佛教初兴时期。”综合比析上述，道安、慧远在襄阳布教的时间当二十年左右。凭释道安的名望，襄阳成为佛教的一个中心点，是毫无疑问的。道安西去长安后，慧远也离开襄阳，后来在庐山建东林寺。而檀溪寺并没有因他们的离去断绝香火，据《中国佛教史》，刘宋元嘉（４２５－４５３）中，道温居檀溪寺。道温是慧远的弟子，后投鸠摩罗什，为罗什系统的传人。至此，檀溪寺已巍然百年，佛泽远播，可想而知。 　　释道安初来襄阳所住的白马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当在襄阳城南习家池附近。习家池附近有白马山。据徐鹏先生《孟浩然诗集校注》：“景空寺一名白马寺，在今湖北襄樊市南十里之白马山。晋安王为释法聪造，初名禅居寺，隋时改名景空。”但晋安王为下道安数辈之人，这禅寺或为原白马寺改建，故有“一名白马寺”之称。再据宋曾巩《谷隐寺》诗。亦知白马寺当在襄阳南之习池附近。谷隐寺襄阳城南十三里之谷隐山，就是习池所在。诗中有“丹楼依碧殿，藑出道安林”之句，可证道安曾住谷隐寺附近。另据《晋书·习凿齿传》：“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齿初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及襄阳陷于符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 ”由此知二人过从甚密，习家池就是习凿齿常居之所，从他们的交往看，白马寺亦可能在习池附近。 　　因为白马寺“寺宇过狭”，住不了道安所携四百多弟子，“遂以张殷宅为寺”。张殷郡望清河，并非樊城清河口人，其事迹未详。这次兴建佛寺，规模是巨大的，起屋四百间，建五重塔。这便是檀溪寺。它坐落在襄阳城西门外的檀溪水侧。《水经注·沔水》曰：“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武陵王爱其峰秀，故曰望楚山。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北过汉阴台西。临流望远，按眺农圃，情邈灌蔬，意寄汉阴；故因名台矣。又北过檀溪，谓之檀溪水。水侧有沙门释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这段话为我们寻觅檀溪寺旧址，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 　　“起屋四百间”，每间以二十平方米计，当压地八千平方米，可想当日大兴土木，役使工匠之情形。这还不算，又造五重塔。这五重塔绝非一般建筑。据《初学记·道释部》：“最下为雁形，第二层作狮子形，第三层作马形，第四层作牛形，第五层作鸽形，名为波风越。”这五重塔的建筑造形，本身就在宣扬释迦牟尼的佛法、德音。据《报恩经》上讲，有一个国王，喜欢吃雁肉，派人出去捕捉。结果捉住了一只大雁，正要杀之，又有一只雁悲鸣而至，此人不忍心，便放了为两只雁，原来所捉之雁是五百大雁之王，这雁王便是后来的释伽牟尼。悲鸣之雁便是阿难，五百大雁则是五百罗汉。这便是第一层为塔形的缘故。第二层作狮子形也是有来历的：说是有一狮子，因常闻辟支佛念经，感司佛法。后遇一猎人伪装和尚来猎取它，结果身被毒箭射中。因那猎人身着迦裟，狮子未敢造次，宁死不施报复。而这狮子也就是后来的释牟尼。这个故事也见于《报恩经》。还有一种说法，释迦的称号为狮子佛或狮子吼，佛经上说，所言不怯，名狮子吼，无畏音也。意思是说，佛的声音是世界是最强音，也是最祥音，遍布一切，不可阻挡。至于第三层作白马之形，可能来源于《高僧传》：“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里一白马绕寺悲鸣，即以白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白马拯救了佛寺，理所当然要受到尊重。第四层作牛形，当基于一个关于释迦祖先的传说。释迦是瞿昙族的一个分支，而瞿昙族的始祖却生于甘庶园的牛粪之中，因此又称牛粪神，所以古印度人认为牛粪是世界上最圣洁之物。牛粪如此，那千当然就更为神圣。第五层作鸽形，也有故事。《大唐西域记》里说，如来佛说法的时候，有个人捕鸟，捕了一天一无所获。他便责怪如来佛，如来佛便化作一只大鸽，投火而死，让他拿回去给正在挨饿的老婆孩子吃。后来此人也得到如来佛的点化，终成正果。为表彰佛的舍已为人精神，建修鸽寺便在情理之中。这样的五重佛塔，一定异常壮观；它那新颖别致的建筑形式，一定会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能留存到现在，也定会被视为国宝而重点保护。可惜的是，不知何时，因何而荡然不存。如能恢复，让今天的游人一饱眼福，为文明古城增添一个景点，我想，是大有好处的。
　　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如此宏富的建筑，还在于它弘传佛法，泽披扬子。释道安的佛家弟子，著名的有八千，慧远、慧永离开檀溪寺后，先后来到庐山，慧永居西林寺，慧远居东林寺，弘传佛教，后成为我国南方佛教之中心。昙翼被道安派往湖南长沙，居长沙寺，后来法遇亦往住长沙寺，在湖南弘传佛法。昙徽到荆州住上明寺。慧远的弟子僧 住江陵五层寺。慧持与道安在檀溪寺分手后，曾同慧远经上明寺至庐山，又从庐山到建康居东安寺，最后奋志入蜀，居成都龙渊寺。他在四川布教，备尝艰辛。又有道玄、昙戒二人，资料暂缺，行踪未详，或留守檀溪寺亦未可知。从上述情况看，道安弟子散布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甚至江浙，足见其弘扬佛势力之大。而檀溪寺作为北佛南渐的前站，或称作辐射的中心，我想是不为过的。 　　总的来说，无论从时间之早、建筑之宏丽，还是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檀溪寺都应是首屈一指的。考释这一段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对中国佛教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对当前开发旅游事业也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