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崖造像群—济南—山东寺院

　　黄石崖造像群　　 黄石崖造像群位于济南市千佛山南螺丝顶主峰西侧，因石质呈赭黄色而名。窟 龛及造像分布在长约30米的峭壁下部，现存石窟1座，大小浅龛20多个，造像75尊， 题记7则。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到东魏兴和二年(540年)，历时17年。窟在峭壁东北端，由天然石洞改造而成，呈三角形，正面无造像。东壁造像7 尊，除立佛、坐佛各1尊外，余皆为菩萨。立像与坐像身后刻有椭圆形背光和圆形头光，头光内为莲荷卷草纹饰。西壁造像17尊，佛像头光之上浮雕飞天，造型生动活泼。窟门上沿及洞壁顶部留有壁画残迹。石窟西为摩崖造像，其中4尊飞天手中 各持乐器，身上除飘带外全部裸体。 
　　造像风格受北魏汉化的影响比较明显，躯体修长，面容清瘦，刀法简朴厚重， 可惜不少精美造像头部已被毁或被盗走。

　　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年），法义兄弟等一百余人各抽家财，于齐州历山之阴，敬造石窟，雕刊灵像。此即是位于济南罗袁寺顶山阴的黄石崖石窟造像。关于石窟始凿的确切年代，多数人认为应是北魏正光四年（五二三年），持此说者主要是依据石窟题记的纪年来判断。因为从现存的题记以及清末民初的拓片可知，最早的造像题记为北魏正光四年法义兄弟姊妹造像记。但也有一说，石窟开凿始于北魏正光二年（五二一年)，甚至更早。此说缺乏实物证据，但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在北魏正光四年法义兄弟姊妹等人于此营窟造像前，应该早就有了佛教造像的活动，作为平民信众的法义等人，只是后来者。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或许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目前黄石崖崖壁东北天然石窟造像群，里面的造像是黄石崖现存造像中最大、最精美者，很遗憾没有题记可鉴其确切时间（题记或许早年就被磨平，而改刻了后来游历者的姓名抑或诗文，如今窟中尚有北宋宣和三年的题记），但从造像规模来看并非民间财力资费所能为，应为当时齐州官宦僚吏阶层开凿供养，他们首开造像风气之先，从此民间信众法义兄弟姊妹诸人踊跃参与其中，便有了后来正光一直到兴和年间的造像活动。当然，从佛造像风格来看，这些佛像开凿时间不会早于孝明帝元诩熙平年间，佛像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身躯高挑，衣纹繁复飘逸，裙脚部衣褶重复交叠。坐像则是大衣裙脚密密匝匝，如水波一样呈悬裳式。菩萨立像帔帛宽肥，从身前交叉穿过。头光背周缘嵌飞天，形如火焰缭绕，造型极为生动优美，所有这些均是熙平至正光年间（五一六年-五二五年）即北魏中晚期典型造像特征。

　　黄石崖题记，按照时间排序依次为：北魏正光四年（五二三年）法义兄弟姊妹造像记，北魏孝昌二年（五二六年）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年）法义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记，北魏建义元年(五二八年)王僧欢造像记，东魏元象二年（五三九年）乞伏锐造像记、姚敬遵造像记，东魏兴和二年（五四零年）赵胜、习仵二人造像记，时间前后跨度十七年。由于人为的破坏，再加上近十几年崖岩崩坍，黄石崖西部摩崖造像以及题记圮废无存。其中孝昌二年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只有数字仅存，东魏元象二年乞伏锐造像记早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二九年）就被人凿去，现黄石崖仅存题记五则，甚是可惜。尽管早在一九七九年黄石崖造像就被列为济南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状况堪忧，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山石坍塌后堆积在山崖下的一堆堆乱石。

　　关于上述题记中屡次出现的“法义”二字，这里它并不是确指的人名。法义本为佛教术语，法华经序品曰：“演大法义。”佛说譬喻经曰：“如来大慈为说如是微妙法义。”嘉祥法华经疏二曰：“教法但称为法，教所表理即称为义。”到后来“法义”逐渐成为民间佛教组织的称谓，又称“法社” “邑义”，曾广泛流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以来，朝野上下开窟造像之风盛行，但造像活动工程浩大，所需资费甚繁，所以民间信众以及僧尼便相互配合结成佛社，共同出资出力，成为当时除了官方之外，最为广泛的社会造像组织。

　　黄石崖造像是山东省境内已知现存最早的石窟摩崖造像，而且是北魏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形式深受南朝汉文化制度影响、交融下的最直接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后记：

　　在孝昌二年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中有薛男生、赵迎男、赵勾男这样的人名。记得在家乡，有很多女孩子也取类似的名字，如：引弟、招弟、托弟、来弟、圆弟、有弟等，大多是父母亲期冀家中能添男丁，而将这种强烈的期望寄托到女孩的名字里面，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虽古已有之，但在魏晋南北朝那个离乱纷争的年代，人口锐减，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非正常死亡，迎男、勾男这些浓缩了父母亲殷切心情的名字，却让人心生哀悯。

济南千佛山后的黄石崖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