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寺—安康市—陕西寺院

天圣寺（唐）

　　天圣寺为唐元和间（806～820年）之杏溪寺，亦称杏溪兰若。唐诗僧无可《过杏溪寺寄姚员外》诗云：“门经众峰头，盘崖复转沟。云僧随树老，杏水落江流”。据陈敏先生编撰之《全唐诗人名考证》之《唐金州有杏溪》条云：“无可《过杏溪寺寄姚员外》；又有《酬姚员外见过林下》诗；方干亦有《送姚员外赴金州》诗，是知姚员外即姚合。姚合亦有《杏溪十首》诗和《游杏溪兰若》诗：“踏得度溪湾，晨游暮不还。月明松影路，春满杏花山。戏狖跳林末，高僧住石间。未肯离腰组，来此复何颜”。据此则唐元和间金州有杏溪寺无疑。1982年，安康公路总段工程队基建施工，于今张坎下菜园出土一方宋淳熙元年（1174年）买地券，券文云：“宜于金州西城县永宁乡第十四都杏溪村安厝宅兆”，是知天圣寺所在为宋之杏溪村。又据1984年金堂寺佛教管理委员会所编之《安康佛寺》油印稿云：“本寺开山祖师系唐代皎然三藏法师，初名华严寺，宋天圣年间（1025～1029）会修，改今名”。按：皎然和尚未尝至安康，倒是默然上人与姚合唱和颇多，疑，皎然为默然之误。无论是皎然或默然，寺始建于唐代当是古今共识，到了宋天圣年间重修，才改今名天圣寺。故《兴安州志》云：“天圣寺，在西津渡之南。创建于宋时，”传说“宋有妙觉三藏弘教，元有松明和尚继任法席，戒德精严，闻于朝，颁《大藏》全部，开期传戒，法侣流布四方”（《安康佛寺》）。康熙《兴安州志》又云：“至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修，成化中又修。明末毁于寇，惟钟楼仅存。中有古柏二株，盖不记年矣。明末国初，枯而复生。顺治十六年（1659年），游击屈复泰重建。前为山门，后为天王殿，最后为大雄殿，东偏为伽蓝殿，西偏为地藏殿，最后为藏经楼，中贮《大藏经》一部。极北汉江之滨为弥勒殿，规模颇壮丽可观。”

　　《重续兴安府志·金石志》载：民国初，“寺存毗卢佛造像一尊，高四尺五寸，睁眼，细腰，确为隋时物。”毗卢佛，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即守护神。善神。被佛教徒视为具有保护能力，并能创造和降魔之大神。鲁论《重续兴安府志》谈安康宗教时说：“天圣寺惜后起无人，无英才大德卓锡。仅能维持现状，所以无大发展，”清末民国初，“有寺僧静斋，上达下寿者锐意图治，振兴宗风，始遣其徒先后四方求戒，自此方有一线曙光。”《安康佛寺稿》亦云：“清末民初，达寿老和尚继任法席，整顿寺宇，开单接众，并剃度弟子八人：古成、古宝、古莲、古训、古鼎、古原、古金、古醒，继往开来，寺业兴旺，又捐资兴学，广培僧材，亲送莲、训、鼎三人到西安卧龙寺受戒，送古宝到南京宝华山受戒。古氏兄弟学业精进，毕业回山，重修戒律，再修法堂，慈云更荫，慧日重明，安康佛教一改旧观。”

　　1953-1957年，安康佛教协会设此，选送古鼎赴中国佛学院学习，业毕卓锡西安草堂寺，达寿和尚解放前夕圆寂，遗嘱古训管理寺务。1957年寺为安康水泥厂占据，1959年水泥厂下马，被弹花社占用至今。现殿堂楼阁大部已毁，但旧貌尚存。

　　《兴安州志·祠祀志》载：“天圣寺，在西津渡之南，创于宋时。至明洪武十七年重修。成化中又修。明末毁于寇，惟钟楼仅存。中有古柏二株，盖不记年也，明末、国初，枯而复生。顺治十六年，七营游击屈复泰重建。前为山门，后为天王殿，最后为大雄殿；东偏为伽蓝殿，西偏为地藏殿，最后为藏经楼，中贮大藏经一部。极北汉江之滨为弥勒殿，规模颇壮丽可观。”
　　按古源法师《安康佛教简史（初稿）》：天圣寺开创于唐朝，肇兴于北宋，开山祖师系唐代皎然三藏法师。《兴安州志·艺文志》录有金州刺史姚合《金州送僧皎然》诗：“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伏日江头别，秋风樯下眠。鸟声猿更促，石色树相连。此路多如此，师行更与缘。”同时期亦有无可法师《金州别姚合》：“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残。言之离别易，勉以道途难。山出一千里，西行三百滩。松间楼里月，秋入武陵看。”古源法师的《简史》有诗为证，与《寺祀志》言其创于宋有出入。要么便是《艺文志》所录、古源法师所引有关天圣寺的“唐诗”，并非此处之天圣寺，附会者多。因为《简史》亦有“初名华严寺，宋天圣年间重修，改今名”句。
　　古源法师（1921—1971），近代安康最有学问的僧人。俗姓边，名纯达，又名竞帆，安康西关人。七岁时不幸染俗称“胫骨风”的疾病，全身痉挛，举步艰难。一日，有天圣寺僧人来家化缘，言有偏方可医。边母王氏遂用一乘小轿将纯达送至天圣寺。不十日，纯达病愈归家，边母大悦，认定此乃佛命、天命所致。次日又将纯达送回天圣寺拜静齐法师收留，法名古源。
　　古源在寺拜佛、坐禅、诵经之余，法师又送其在西关小学上学。后又入住双溪寺，就近在兴安师范读书。民国二十八年（1939）古源随师兄古成、宝、廉、训、鼎及师弟金、醒一行在西安兴善寺受戒而成为职业僧人。在西安期间，古源虔修四谛，结缘法范，游历关中多处寺院，曾任海藏寺主持。与“陕西省西洋义赈会”会长康寄遥居士、《新秦日报》社长俞嗣如居士交谊甚深，并应邀为《新秦日报》副刊《画林》专栏撰稿人；小楷《法华经》更是书法精品，承蒙宗教界知名居士，漫画和书法大家丰子恺题名印刷出版，在佛教界广为发行。
　　自西安回到天圣寺的古源，专心佛教事业的同时，还与社会贤达和虔诚居士交流佛学、哲学、古诗文。1953年，安康成立佛教协会，古源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58年，在西安兴善寺参加西北五省区宗教学习班被划为右派而被迫还俗，安排在安康县图书馆。1962年古源尊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嘱，撰写完成《安康佛教简史（初稿）》。1964年调安康地区社会主义公学。“文革”以“牛鬼蛇神”遣送回家。1971年病故。1979年平反。葬天柱山白云寺法师塔。
　　天圣寺至宋，妙觉三藏宏象不仅大修佛寺，还与其徒十数人在此讲法，致天圣寺宗风殊胜；至元，松明和尚继承法席，对日益发展的僧众队伍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因其戒德精严，从而又使天圣寺名扬整个陕西南部和湖北的西北部。闻于朝，颁《大藏经》全部，开期传戒，僧侣流布四方。更使得天圣寺的禅学名震四方。至“文革”前，寺存经版中尚有元至元四年（1338）《妙法莲花经》全部，雕工精细，书法工整。明清时期流行陕西南部各佛寺的经典，多源于此。
　　明成化十九年（1483）寺铸大钟一座，上载职官姓氏。弘治年间进士，陕西佥事李昆有《与姚少参游天圣寺和邃庵韵》诗云：“江寺同来听午钟，不堪踪迹又西东。鼓颦声咽黄梅雨，匙箸香生绿岛风。南伐近闻三捷至，谏书新喜九衢通。独师古道追难起，日课残篇未是功。”
　　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诸大寇，虔刘黔首，如刈草菅，天圣寺亦毁于其时。清顺治十六年（1659）重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藏经楼，邑中贤达董扑园清理完成《大藏经》刻版。达寿老和尚继任法席，整顿寺宇，开单接众，捐资兴学，培养僧才。经多年辛苦，使佛寺略复旧观。
　　天圣寺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分为中、东、西三路，均为园林式建筑。中路为佛寺的主体，从北向南依次为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以及塔院。东路以庭院式建筑为主，包括方丈院、客堂、寮房、伽蓝殿、竹林院等院落。西路建筑是几座自成体系的殿堂组合，有地藏殿、写经室、清静斋、放生池等院落。
　　天圣寺还有三处下院，分别为：汉水之滨的弥勒殿；后山脚下的眼光殿；岩头渡南的慈云阁，阁奉毗卢佛造像。相传汉水北的花园沟，曾是天圣寺的花园。至上世纪的六十年中期，寺院尚有基地十亩，僧房二十间，住僧三人，居士一人。存有大雄宝殿和藏经楼，收藏有元、明三藏经版千余块。新中国建立后的“安康县佛教协会”亦设于此间；主持古鼎法师由政府选送至“中国佛学院”学习，后主持西安草堂寺。
　　佛教文化对中国封建文人的影响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唐代有王维，北宋有苏东坡，南宋有范成大，明有徐霞客、钱谦益、唐泰，清代有曹雪芹、吴承恩等等。由于天圣寺有松竹清幽的良好环境，于是这里也成了当地的文人墨客，包括地方吏仕经常光顾的游览胜地。他们和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喜欢谈佛论道一样，往往到此一游即乘兴留下题咏。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金州刺史姚合，陕西佥事李昆外，明温仁和留有《春游天圣寺》诗：“偶于西寺寄行踪，蹑蹬扳萝路几重。红日浴江蒙雾雨，晨钟礼佛听蛟龙。春容改岸花边柳，石榻经年苔伴葑。曾到老僧禅定处，北隅犹挂壁间筇。”清刘德新也有《游兴安州西寺口占》：“断续钟声郭外寻，背流环嶂结双林。南山雨歇岚光翠，西渡风轻草木深。覆地幽篁栖凤趾，参天古柏和龙吟。倚楼闲望江边棹，若个能知作揖心。”清柳晓明有《天圣寺题壁》：“爱访菩提境，欣借翠柏眠。洒涓倾花露，诗清泻润泉。生无世俗韵，老欲结僧缘。睡觉钟声晓，窗胜松子烟。”
　　综上可见，自唐而宋而明而清，天圣寺的高僧与地方上的骚客以诗文往还已蔚然成风。

　　安康市天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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