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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寺-南开-天津寺院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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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光寺位于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汇处东北侧,其地域为:南京路以北、多伦道以南,万全道以西、南门外大街以东的范围。清乾隆年间,天津总兵蓝里在城南大规模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使那里成为稻垄纵横、蛙鸣阵阵的鱼米之乡。康熙四十四年(1705),蓝里延请名僧成衡来津创建了普陀寺。寺院宽敞壮观,院内遍栽葡萄,故俗称“葡萄寺”(“普陀———葡萄”读音相类)。1719年康熙帝巡幸天津,为普陀寺赐题匾额“海光寺”,并书楹联“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于是,普陀寺遂易名海光寺。寺外植柳万株,枝叶披拂,绿阴遮地;辟田百顷,与城南河塘相连,菡萏盛开,稻香萦怀,文人雅集,游船荡漾,十里波光与碧瓦朱墙相映,故有“小江南”之称。
  海光寺在近代史上遐迩闻名,并非因其曾获皇上恩宠,而源自在这座寺庙里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舰队攻占大沽炮台,溯河而上,直抵东浮桥,盘踞三岔口。天津守军奉命在海光寺外驻扎。朝廷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津谈判求和。英、法、俄、美侵略者强迫清政府在海光寺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成为中国备受凌辱的见证,于是它得了个别名———签约寺。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度侵占天津,海光寺被侵略军占领;转年因天津开埠而撤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建设。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委任直隶总督崇厚在海光寺创办“天津机器局”(即西局),把从国外购置的蒸汽机、化铁炉和车床等设备,安装在佛殿东跨院的厂房里,制造枪炮弹药,以加强京畿防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海光寺遭彻底破坏,日军占领海光寺。转年签订《辛丑条约》,海光寺被划入日租界,日本兵营以及驻军司令部就设于此处。日租界街道一律以日本名字命名,如:南京路(南门外大街至锦州道一段)叫“住吉街”,多伦道叫“福岛街”,新疆路叫“三岛街”,万全道叫“伏见街”等。可能是为了炫耀占领海光寺的所谓“战果”,日租界当局继续使用“海光寺”这个地名。新兴路(鞍山道至土场南道一段)当时被命名为“海

 

  海光寺  清初天津城南门之外的官道两旁,河网纵横,坑塘密布,颇具泽国水乡的江南风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便是“定南禾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见这一带风水绝佳,遂于距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名普陀寺。因为周围地势宏阔,普陀寺显得格外轩昂,以致这里香火极盛,名噪一时。1719年康熙帝南巡,驻跸天津,工于诗画的寺僧成衡迎于西淀。康熙兴会所至,遂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赐写了匾额,而且赐给了海光寺两副对联,一副是“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另一副是“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皇帝的青睐,着实为海光寺带来了好运,以致官商纷纷捐金,对海光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扩建后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而且于环寺半里处凿渠两道,这就是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内河宽五至八丈,深六尺;外河宽二丈四尺,深五尺,周边植柳万株,海光寺的环境由此大为改观。两渠北通城濠,东南通贺家口,南有闸以引海河潮水,旱则汲引,涝则泄放。寺北建有西平桥,当时的“津门十景”中,有所谓“平桥积雪”者,即在此处。寺南建有南平桥,以通周围百余村镇。寺西北角桥下通官道,桥头有草屋数椽,桥南绿杨夹岸,掩映红莲,春夏游人,少长成集,所以这座桥被称为欢喜桥,也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小区。除此而外,环渠之上还有一座无碍桥,也是尽人皆知。传说,当时海光寺周围还遍植葡萄,所以也称海光寺为葡萄寺(疑为普陀寺之音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户部议准彼时的天津总兵官、福建人蓝理在天津沿海开垦水田,但蓝理却就近选址于海光寺南,开围田200余顷,圩岸周长数十里,引天津城西南角城濠之水,东至贺家口泄人海河,排灌两用,时称华家圈引河。围田分东、西两个大圈,招闽浙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限年趋科,人籍力田,并以领垦之人的姓氏为圈名,如华家圈、徐家圈(一日徐胡圈,日久讹音为西湖村)等。每田一顷,设水车四部:另建东棚、西棚,以畜推水车之马匹。“旱则一日两灌而不加溢,涝则终日戽而不加浅”。“插莳之候,沾涂遍野,车戽之声相闻。亩收三、四石不等。雨后新凉,水田漠漠,人号为小江南”,亦称蓝田。当时蓝理曾请僧湘南主持海光寺及寺外的垦田诸事,湘南亦缘此写有《海光寺志》,惜今已不传。
  高宗弘历继位后,亦步其祖父之后尘,屡屡南巡,乾隆元年(1736年)时路过天津,为海光寺御书“瀛蠕慈荫”匾额。这位偏爱舞文弄墨的皇帝,此后又陆续为海光寺亲笔写下了大殿额“普门慧镜”,大殿联“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御书楼联“春物薰馨含慧业,名禽宛转人闻思”;大士楼联“不生波处心恒定,大寂光天相总融”;后楼额“镜澜普照”,后楼联“欢喜白毫光妙明合印,庄严香水海安隐同参”。海光寺因此声名更隆,时有高僧驻锡其间。
  1767年乾隆帝曾在海光寺前阅兵,有《题海光寺》及《阅武》诗。时值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成功,乾隆令将义军领袖林爽文,何有志、陈岑、林岑等槛送天津,并于行宫门外亲自审讯,最后用大刑磔(分裂肢体)何有志,枭首示众;次日又于蒲口磔陈岑,枭首示众,林爽文则被害于北京菜市口。由此,乾隆帝对清王朝的统治忧心忡忡,所以他在《阅武》诗中,竞有“敢日瀛氛靖,戒安意正殷”的句子。1770年乾隆帝作《海光寺》诗。1788年拈香海光寺,又写下了《海光寺》诗,这几首诗当年均泐石于海光寺中,用资纪念。
  为这处风景绝佳的佛门胜地带来屈辱、破坏,乃至万劫不复之厄运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并以额尔金和葛罗为英、法全权代表,各率海陆军集中香港。这时,美、俄两国亦声明支持英、法侵华。不久广州为英法联军攻陷,四国公使遂联袂北上,于咸丰八年(1858年)4月抵达大沽口外。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清军溃败,联军兵舰沿海河上驶,于26日到达东浮桥,并盘踞于三岔河口一带,清军于海光寺外扎营。咸丰帝见状大惊,深惧天津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认为英、法若“以大沽为香港,而以天津为广州,将来何能驱之使去?”因此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查办。
  桂良和花沙纳到达天津后,见海光寺建筑华美,陈设精良,且周围有清兵驻扎,乃选定于6月5日在海光寺后楼下筵宴英国公使,“以北为上,设联桌三,东西联桌各二,地铺红毡,围靠新鲜,酒肴齐整。”6月7日在海光寺分别筵宴法、俄公使,6月8日又在海光寺筵宴美国公使。当时,俄、美两国因急于得到好处,条约很快议定,而英、法两国自恃大军压境,逞强要挟,态度极为蛮横,甚至在谈判之外,径至桂良、花沙纳的行寓,拿出自定条约56款。逼令二人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光寺谈判,英使额尔金寸步不让,而且“逼索议准照会,神色俱厉”,额尔金甚至扬言,“若再无定说,惟有带兵北窜”。桂良、花沙纳果然被英、法的恫吓所慑服,自称“精疲力竭”,并提出“五不可战”,要求咸丰帝“于两弊相形之中,聊为避重就轻之法”,对四国的侵略要求“从权允准”。
  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在海光寺签字,英使额尔金踌躇满志,来海光寺时,竞“用轿30乘,带兵五六百名,各持枪刀,铠甲一色。夷官亦数十人,鼓乐同来,竟将寺内占满。”第二天,中法《天津条约》签字,法使葛罗“带兵200余名,并跟随夷官数十人,鼓乐同来。”“是日回馆甚晚,沿路执火把百余,照耀而行。”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已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字,两国虽然仪从简单,但也盛气凌人。应当说,从这时起,海光寺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备受欺凌,民族历经屈辱的见证,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个浑名—签约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并将天津城占领,联军在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在城南海光寺设南营,并一度将天津知府石赞清扣押在海光寺内。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国侵略军占领。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联军才因《北京条约》(《续增条约》,即《天津条约》的接续和增补)的签订,和天津的开埠,悉数从海光寺撤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的近代化和加强近畿的防务,决定购置外洋军火机器,在天津设局制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的贾家沽道设立军火机器局,并把由外国购办的制造火药与铜帽(雷管)的机器安放在这里,这就是东局;然后把从上海等处购办来的蒸汽机、化铁炉和旋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新建的厂房里,作为分局,亦称西局。西局专门制造枪炮,并为东局机器做修配工作。据津海关税务司迪妥玛《1867年天津贸易报告》说,“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由外国工程师监督,在那样的地方能够建立起高耸的烟囱,可见风水之说还是不难克服的。”由于寺外的隙地全为机器局所占,清旷之地遂变为尘嚣之所。
  同治七年(1868年)海光寺西局率先开工,首先制出了可发射12磅炮弹的铜制炸炮12门,每门重45O磅。此外还制造出炮架及前车。据目击者说:“炮具的生产,颇为有效,很可称道。”因东局以生产弹药为主,所以称“机器造药局”;海光寺分局以生产枪炮为主,又称“机器铸炮局”。
  同治九年(187O年)李鸿章督直,调任原上海机器局督办沈保靖来津主持局务。当时因购得制造林明敦兵马枪设备及中针枪子机器,遂将海光寺分局之名撤销,但生产规模却得到扩大,这里分设铸铁厂、锤铁厂、锯木厂,将原来机器房的一半改为洋枪厂,添设卷枪炉房;铜帽房的一半改为枪子厂,添设烤铜装药房,并试制出镪水、水雷、雷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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