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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就文革中参与批斗致歉 称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27日
来源:2013年07月27日 潇湘晨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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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温庆福接受采访。图/记者陈勇

  从单位退休后,温庆福就过上了跟他这个年纪相符的平静生活。早起晨练,白天看书,练练字画,傍晚踩着单车到湘江边钓鱼,整天乐呵乐呵——是个连小区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头儿。

  温庆福自己也说不清,是哪一块石头最终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个深夜,他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那封笔调略显沉重、标题为“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开始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看的人不多,总共有5个人留言,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给他留言说,“为您的勇气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对象,名叫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而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今年6月份,温庆福将信件投递给《快乐老人报》,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一个星期后,《快乐老人报》收到了张琼英子女的回信,信件开头是,“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

  本报记者王欢 实习生郭睿昊 田尧江长沙报道

  “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这个“秘密”,在温庆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温庆福把它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

  这个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极善良的一个人”,曾经冒着酷暑去报刊亭买两瓶矿泉水,递给在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人,“换成我,我也会觉得他们辛苦,但可能不会想到要去买水。”

  左淑英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作为最了解温庆福的一个身边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赏丈夫的为人,“工作中批评了下属,他回来都会内疚的。”

  尽管如此,写道歉信的举动,还是让她觉得诧异,因为“此前从未提及”。

  在温庆福自己看来,这种即使放在大环境里依然并非孤例的“致歉”与“和解”,却有他自身独特的心理形成逻辑。

  退休之后,温庆福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书籍,胡适有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宽容”。

  他说,他这一辈走过来的人,经历过历史,也最不能忘却历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温庆福每天都会听上一段,“从历史尘埃里走过来的人,有勇气面对、回忆、思考,才会给后人留下希望。”

  “所谓六十耳顺。什么叫耳顺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听得进去。”温庆福说,这也是他最终将心中愧疚化成文字,并以此希望得到“心灵救赎和宽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温庆福从益阳调回到长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食堂里,他碰到了张琼英的小女儿罗飞,两人寒暄了两句,温庆福脑海中瞬间闪过了“张老师被抓走时几个孩子恐惧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却没有“道歉”。

  书房一角的光线“耷拉”下来,老人的脸闪过片刻的严肃与不安。他摸出一根烟,点燃,说:“因为那时候的自己,没想过要道歉。”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中,温庆福不再去想那段“称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于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从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说起过去,他也只字不提。

  如今,他已经过“耳顺”之年,他一直挂念的张琼英老师也已经快90岁,“如果还不道歉,那我们就都太老了,就真的来不及了。”

  没得到回应的“道歉”

  1966年,温庆福21岁。此时距《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报纸上发表,只不过半年时间。

  彼时的温庆福,担任湖南益阳市三中共青团委书记,“年轻,政治热情高,工作敬业认真”。

  1966年6月,当时的益阳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工作组来到益阳市三中,温庆福出身好,是工作组的头号依靠对象。

  后来,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温庆福被工作组选定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开,学生们向老师开炮,贴出了很多大字报。

  温庆福记得,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化学老师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资江跳河自杀,后被及时发现,幸免于难。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年轻的温庆福做出了此后一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他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谭观过的大字报。而谭正是温庆福在益阳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

  “谭老先生学问渊博,待人谦和,一直是培养和关心我的恩师,而我忘恩负义,却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后,温庆福这么说。

  “为什么会那么做?”温庆福曾经很多次问自己,他自认为是理性且温和的人,“文革”中,他从没对人动过手,看到有学生对老师动粗,他会反感,不敢当面制止,他便“把头撇开,或者走开”。

  为什么还是会有那样一些“伤害人”的举动呢?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太年轻”,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后来的答案,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怕站错队,有压力。”

  这个事件同样给温庆福留下了“阴影”。1995年,他在省旅游局的办公室里,认认真真画了两只巨大的寿桃,后来,他又特意跑到益阳,放在了益阳市一中的传达室里,委托传达室的大爷一定要交给谭老师。

  谭老师却没再给他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师。”

  延续至今的愧疚感

  彼时,张琼英在益阳市三中教数学。

  温庆福回忆,张琼英原在长沙市一中教书,她和丈夫罗祥生均于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罗祥生当过汉寿县副县长,后在省教育厅工作。1957年,罗祥生被错误打成右派,后在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罗祥生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不久便含冤自杀了。

  “上面通知张琼英老师去收尸,还说罗先生是畏罪自杀。张老师回到学校强忍着痛苦,镇定自若,但我从她红肿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不知独自流过多少眼泪。”温庆福说。

  温庆福跟张琼英平时就有来往,经常跑到她家里去逗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罗大水玩。温庆福说,罗大水比自己小9岁,“喜欢笑,还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益阳市工宣队召开紧急会议,温庆福和几位年轻的、出身好的教师参加了。会议布置全市即将进行的“政治大扫除”,要抓一批人——而温庆福,被分配带人去抓张琼英。

  “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她家灯已灭了。在密集的敲门声中,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

  之后的场景,在温庆福的“道歉”信中有详细描述: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门,寻找张老师。张老师刚穿好衣下床,一个男工宣队员恶狠狠地对她喊“跪下!”张老师跪下后,被五花大绑着。接着,我们在她家里抄家,到处翻找东西。

  温庆福在一床蚊帐上发现了几张油印的传单。温庆福说,或许是自己“还未泯灭的人性的恻隐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对抄家的人说,“没发现什么,走吧!”

  之后,一个工宣队员押着张琼英离开了她的居所。温庆福看到“她的两个女儿惊魂未定,强忍着和母亲离别的痛苦样子”。

  两天之后,张琼英回家了。在她家门口,温庆福和她相遇了。

  温庆福回忆说,“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样,然后微笑着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温老师,那天晚上搭帮(幸好)你没有拿出我蚊帐上藏的传单来,要是拿出来那就不得了啦!”

  温庆福“无言以对”。

  “我当时心想,我深夜带人去抓你,已经很对不起你了,你还感谢我。现在我还是疑问,是否真是我当时的举动帮助了她,还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宽慰我?”温庆福说。

  1979年,温庆福调到长沙工作,此后30多年,再没见到过张琼英。1983年,温庆福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进修时,在教工食堂遇到张琼英的小女儿。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分开了。

  对于张琼英的愧疚,温庆福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45年后,“终于可以放下”

  之后,温庆福忙于工作生活琐事,过去的事,他不愿意想,更不愿意再提。“改变,可能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温庆福因公事去美国,一行人去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教堂。几年后,温庆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书店里看到一本《圣经》,犹豫间买了下来。

  “神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呢?”温庆福说,他是老党员,按理说是无神论者,但那一刻,他宁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后,他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到阅读和思考上来。“也就是这几年吧,才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来。人老了嘛,会对过去作总结,会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满安逸。两个女儿都有体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着相对丰厚的退休工资,没事钓钓鱼,搞搞锻炼,画几只鸟或几朵云。但在他内心,却依然有亏欠。

  “‘文革’是一场浩劫,我亲眼目睹很多人迫害与被迫害,我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但无论是哪一种伤害,它都是伤害。”温庆福说。作为道歉者个人,他感言“道歉”的红卫兵刘伯勤的一句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良心债不偿,不安。”他打开了电脑,也翻开了一直尘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受到了当时他在三中教书时的学生们的肯定,学生为他的良知和担当所感动。

  温庆福把道歉信投递给了他“信任”的《快乐老人报》。这份国内发行量超过百万的老人类报纸,在接到他投稿后便电话告知他,“可能会发表”。

  6月27日,《快乐老人报》在14版刊登了温庆福的文章,见报标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温庆福看到报纸,自觉“释然”,但依然为没有得到张琼英的亲口谅解而遗憾。

  7月6日,一封电子邮件出现在了《快乐老人报》的编辑部,邮件系张琼英子女所发,字里行间充满宽容。

  “母亲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高龄,我们把您的文章递给她看时,她头脑非常清醒地说,那不怪他,我还要感谢他没把那些传单交给工宣队呢。”

  “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邮件中写道。

  温庆福错过了这期报纸。两个星期后,他骑着自行车跑了3个报刊亭才买到。据老伴左淑英说,老人当时“眼角泛着泪花”。

  “终于可以放下了。”温庆福说,4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他总算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而在另一端,张琼英的儿子罗大水说,母亲张琼英目前患有比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但还是记得温庆福。尽管全家在“文革”中饱受磨难,但老人一直都很乐观,之后的生活平安喜乐,她也经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记那些在困境中给予过他们帮助,哪怕是对他们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语,给过他们一个同情的眼神的人。

  [专家看法]

 

  “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口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整理:记者王欢

  读了温庆福老师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们为这种事道歉,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说,中国人已经失去道歉的能力和习惯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见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对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个歉,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维系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为什么人们不肯为自己政治上的行为道歉?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政治行为通常都是由上面发动起来的,于是每个做过坏事的人,事后都会有种心理安慰,觉得自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自己的私心,甚至由于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过失,那是必须由自己负责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即使主观上也许并不是明显为了自己的私心,但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人家的灾难,就都能够怀有一种忏悔之心呢?更何况,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有时候的确是很难判断的,也许是下意识中想要邀功,但也许仅仅是为了避免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柏林墙倒塌后,那些杀害翻墙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为什么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寸呢?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当年把枪口抬高了那么一寸的人,出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了,而且这是一个中国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毕竟有相通之处,中国民间其实有大量忏悔精神,但是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局限,使人们把这种东西强行压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地把这种局限加以打破,让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开来,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带着一颗扭曲的人心进入坟墓,这才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

  前不久刚刚听说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出来向被害者公开道歉,今天又听到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所想到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内心中想过了,但只有少数对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较严格的人表现在了行动上。我希望这种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国能够多起来,也希望能够就此掀起一场民众的大讨论,让中国人的灵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动。

  谢谢温老师,也谢谢张老师的子女充满温情的回应,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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